团体的祭祀

各人的家庭生活的一切行为，受着一家的宗教的支配，和这一样，一个家族对外的关系，则受着一村或一地方的宗教的支配。和家庭的宗教一样，团体的宗教也是礼拜祖先的宗教。一家的神坛之于家族，犹即神道的教区的神祠之于团体。在团体的宗教中，受人礼拜的守护神，是氏神，就是氏的祖神。氏神一语本来是和一族之名同时表示族长的家族即gens的。

氏神与团体的本来的关系，有多少不明了的地方。据平田笃胤说，所谓氏神，是氏族的共同的祖先——即第一个族长之灵。这个意见（虽有种种例外）大体得当。不过“一族的孩子”，即所谓氏子（属于神道教区之民，今尚作如是称），最初是不是仅包含着氏族的祖先所出的子孙，还是包含着一氏所支配着的地方的全部居民，这一点倒不容易决定。现在日本各地方的守护神，决不能说代表着该地居民共同的祖宗。不过最边鄙的某些地方，也许有例外。最初所谓氏神，与其说是共同的祖先之灵，不如说是各地古时统治者之灵，或作为统治一地的家族的守护神，而受该地人民的礼拜，这样想，似乎真实一点。日本人的大部分，由有史以前的时代，即在奴隶服役的状态，这个状态一直维持到比较的近代，此事有充分的证明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属下的阶级，最初可以说并没有自己的祭祀，他们的宗教恐怕就是主人的宗教吧。及至后代，家臣也参与主君的祭祀。不过关于日本的团体的祭祀的最初状态，要想概括地加以记述，今日尚属困难。因为日本国民的历史，不是只有一个血统的单纯的氏族的历史，而是起源各异，徐徐形成了族长社会的许多氏族群的历史。

然而据是可信赖的日本典据来想，氏神可以说是氏族的神，又虽则不一定是如此，通常被当作氏族的祖先而受祭祀。氏神之中，也有在有史时代产生的。例如军神八幡——祭祀此神的教区的祠宇，几乎所有大都市都有——祭的是应神天皇，是有名的源氏的守护神。这是氏神之中，氏族的神不是祖先的一例。不过实际上，氏神多半是氏的祖先。例如春日大明神，藤原家（氏）的血统即发源于此神。有史以来，古日本有大小一千一百八十二个氏族，这些氏族又大概有同数的祭祀。今日被称为氏神的神祠——即普通的神道的神祠——各祭一个特别的神，此外决不祭别的众神。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又在大镇市里，往往有好几个祭着同一氏神的神道的祠宇，这是值得注意的。此事证明团体的祭祀由原来的地方迁移到别地方。因此出云的春日神的礼拜者，也可以在大阪，京都，东京等地有他祭着自家的守护神的教区的神祠。九州的八幡神的礼拜者，像重肥后或丰后等地一样，在武藏这地方也可以居于同一个神的保护之下。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，就是氏神的神祠，不一定是教区中最重要的神道祠宇。氏神是教区的神祠，对于团体的礼拜，固属重要，但是往往为了附近的祭祀更高的神的祠宇，而致黯然无光。例如出云的杵筑的出云大神祠，并不是氏神，不是教区的神祠，该地氏神的祭祀，是在远较该大神祠为小的祠宇里举行的。……关于东高的祭祀，容当后述，现在只谈有关团体生活的团体的祭祀。关于氏神礼拜在过去的影响，可以从今日神礼拜表现的社会状态，推测许多事实出来。

日本几乎村村都有氏神。以大镇市为中心的地方也有氏神。这守护神的礼拜由教区之民——氏子，即守护神的全体子孙来维持着。这样的教区的神祠，都有一定的祭日，那一天所有氏子都到祠堂里来，事实上每家至少派一个人到氏神那里。祭日有大祭日及普通的祭日。那一天并有游行，音乐，跳舞等等安慰来人，而使那一天愉快的节目。近邻地方的人民竞相使他们的神祠的祭祀热闹愉快，各家按份捐点钱。

神道的祠宇，对于人民的团体生活固有密切的关系，同时对于各氏子的个人生活也有重要关系。生下来的孩子，无论是男是女，都被带到氏神那里——（男子在生后过三十一日后，女子则在三十三日后），置于神的保护之下，就算到过神的灵前，将名字登记下来。以后孩子们每逢节期又被带到那里。大祭日那天，当然要被带去。那天有搭了棚卖玩具的，祠宇境内又有有趣的玩意儿厂，用着色的沙在地上画画的艺人，用甜饴捏做动物怪物之类的糖果商人，由这些玩弄技术的人及把式匠讨那些小孩儿们的欢心。……后来小孩儿们长大了，会跑会跳了，神祠的庭园及树林便成为他们玩耍的地方。学校生活也不会将氏子和氏神扯离开来，除非家族永远离开那个地方。去参拜神祠，以后仍旧作为义务而继续下去。长大成人结婚后，氏子还是跟他的妻或丈夫，有规则地去参拜他们的守护神。有儿子的又带儿子去，以示忠顺于神。要作长期旅行或要永久离开故乡的时候，氏子便去参拜氏神及家族的祖坟告辞。离乡日久，一日归来，首先要去的地方就是神的跟前。我曾经屡次看见兵士在乡下的寂寞的神祠前祈祷，甚为感动。这些兵士是刚从朝鲜，中国大陆、台湾等处回来的。他们回家后，首先想到的，是到自己孩子时候的神跟前去申谢。因为他们相信，在战时及恶疫流行的时候，救护了他们。

关于旧日本的地方风俗及法律的权威，约翰·亨利·威克摩说神道的祭祀与地方行政没有多大关系。据他说，氏神是将上古时代某高贵家族的祖先祀为神的，氏神的神祠就此一直守护着那个家族。神道的神官（司祭者）一职，是父子相传的，如今亦然。这神官的血统，照理是由原先把那氏神拜做守护神的一族下来的。但是神道的神官，虽有多少例外，既不是法官也不是行政官。威克摩教授认为这是“由于 祭祀本身之中没有行政组织”，这说明是妥当的。不过神官虽未尝有政治上的机能，但我认为可以证明神道的神官具有法律以上的权力，如今亦然。神官对团体（社会）的关系是重要的，他们的权威虽然只限于宗教方面，但其权力是重而不可犯的。

要了解这个事实，必须记忆神道的神官，代表着一地方的宗教的感情。各团体的社交规约就是宗教上的规约，——这就是祭祀地方的守护神。即一切团体的工作的成功，疾病的防御，战事主君的胜利，饥馑或恶疫流行的救助，祈祷这些事情的时候，都是向着氏神祈祷的。氏神都是为人做好事的，——他是特别的帮助者，保护者。农民祈求秋收丰稔，或遇旱魃而祈雨，并不是向佛祈求的，丰收后感谢的对象也不是佛，——他们是向着当地古来的神祈求或感谢的。氏神的祭祀又是将团体（社会）的道德经验具体化的，它表示着一切其所珍重的传统与习惯，关于其行为之无文律，及其义务之感。在这样的社会里，一个人在家中犯了伦理上的过失，便被认为不敬于一家的祖先，同样，如果破坏一村或一地方的习惯，便被认为不敬于氏神。一家的繁荣，系于固守孝道，所谓孝，就是服从一家的行为的传统的规则。同样，团体的繁荣，也系于固守袓先的习惯。这就是说，要服从那从少年时所有的人都被教过的地方的无文律。习惯被认为就是道德，违反一地方所定的习惯，就是违反那地方的神，也就是危及公共的安宁。团体的存在会因其中一个分子的犯罪而濒于危，故社会要各分子对其行为负责任，任何行为都要与氏子的传统习惯一致。独立的，例外的行动是公然的违法。

古时个人对社会（团体）的义务究竟如何，由此可以想象得到。个人对于自己，并没有和三千年前希腊市民所具有的同样的权利以上的权利——恐怕还不到这个程度。甚至于在今日，法律虽大有变化，个人则差不多和从前一样。个人的自由行动的权利，连想也不许想。假使对日本人说什么自由行动的权利，他们定会认为是回到禽兽状态吧。在我们西欧人之间，是社会上对于普通人们的规定，主要规定什么是不应做的事情。不过在日本所谓不应做的事情，——其禁止范围虽广——比一般义务的一半还要少得多，反过来，去学习人该做的事情，远较重要。……兹略述习惯在个人的自由上所加的限制。

首先要注意的，是团体的意志支持着一家的意志，——即要人守孝道。过了幼年时期的男孩子的行为，也不由家族而由公共规定。男孩子固要服从自己的家，但他在家中的关系，则必须服从公共的意见。和孝道不两立的大不逊行为，会受所有的人的批评与叱责。等到孩子长大，会做事，会学习了，他的日日的行为，也受监视与批评。等到一家的家法对他开始严格起来的年纪时，他同时又开始感觉到世间的意见的压迫。到相当年纪要结婚了，但想随便选妻，谈也谈不到，他要迎纳人家给他选择的配偶。不过有什么理由，嫌恶那个妻，他的意思被接受的时候，他还是要等他的家族给他选择另一个人，社会对于这样的事情，不许不服从。假如一度开了违反孝道的例，这事便会成为非常危险的前例。青年终于成为一家之长，对一家的行为负起责任的时候，这个主人还是为公共的意见所左右，关于治家的方针，要接受公共的忠告。例如一家的主人习惯上要扶助他的亲族，和亲族发生纠纷的时候，要接受人家的仲裁。主人不能单为自己的妻子着想，这种事情会被认为不可宽容的利己心。他至少要在外表上，关于公共的行为，表示不为父子或夫妇的爱情所动心。假定他后来做了一村或一地方的首脑，其行动及判断的权利，还是被置于和以前一样的限制下。事实上，他的个人自由的范围，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减少。名义上，他是做头脑而统治的，但是实际上，他的权威是从社会借来的，所以他的权威只在社会许他的时间内在他的手里。因为他是为执行公共的意志而被选，并不是为执行自己的意志而被放在上面，——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而是为了社会共同的利益，为了维持习惯，使之坚固，决不是为了破坏习惯而被选的。因此他虽被推为首脑，其实他是公共的仆人，是在故乡最没有自由的一个人。

威克摩教授在他的《旧日本之土地所有权及地方制度》（NotesonLandTenureandInstitutionsinoldJapan）一书中译出公表的许多文书，胪列德川时代地方社会生活的规则，颇为周详。其规则之多数，当然是位高的权威者所定的，不过其大部分表示着昔时地方的习惯。这种文书叫组帐（Kumienactments） 。组帐中定有一村团体的全部人员应遵守的行为的规则。因此组帐在社会上的利益是非常的大。据我个人的研究，知道日本各地方还有酷似这组帐中所列的规则，由一村的习惯而励行着。兹由威克摩教授的翻译中，胪举二三例于下：

“组中一人，设不厚于双亲，视两亲如无睹，或不服从其命令时，吾等不加以隐匿，不予容赦而报告之。”

“吾等求儿女尊敬双亲，夫妇兄弟姊妹和睦，仆婢服从主人，幼者敬于长者……各组（由五家而成）注意各成员之行状，勿使有非行。”

“无论农商工人，组中任何一人怠惰不勤于事务，即由番头（居要职者）注意之，忠告之，指导之，以矫其行。苟不纳忠告，悖戾恚怒，即告诸村中长老……”

“好争斗，或出外嬉游，夜深流连忘返，而不纳劝告者，投诉之。他组有怠于此事者，代之投诉，亦吾等之义务也……”

“与他族相争，不纳忠告，或背两亲之言，或不厚于同村之人者，皆诉诸村吏……”

“禁止舞踏，摔角，及其他供人观览者，娼妓不得留宿村中。”

“人人不得相争，有争事，应申明情由，无申告时，双方同样受罚……。”

“口詈他人，或于大庭广众之间传言他人为恶人者，其事纵属确实，应禁止之。”

“人有孝行或忠于主人，虽理所当然，然诚实谨直之过于人者，应报告之，俾推荐于政府……”

“组中同人，应笃于友谊，甚于亲族之交，增进相互之幸福，分担相互之忧戚，组中倘有非法不道者，吾等皆应分负其责任。 ”

笔者由各种组帐中，选出以上各条，适宜排列，以便说明。

以上所举，仅属道德上的规约，至于道德以外的义务，也有详细的规约，例如：

“失火时，各人皆应手提水桶，速赴该处，在有司指挥之下努力救火……不赴者，应受处罚。”

“他乡之人，欲投居此地者，应询明出身何村，并令该人提交保证。……旅客不得住宿其所定旅舍以外之家，虽一夜亦勿许。”

“通知盗贼夜袭，应敲梵钟，或以其他方法为之。闻报者，皆须追觅盗犯，拿获始已。故意规避者，查究而后罚之。”

由这组帐可知任何人，不得许可，一夜也不可离村他宿，或往别处工作，或到他乡结婚，或定居他处。处罚是严重的——普通的惩罚，是可怕的笞刑，由高级官吏执行。现在倒没有这样的刑罚，法律上各人可以随意到别的地方。不过事实上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不能任意行动。因为旧习惯及团体的感情依旧残留，所以个人的自由还是非常受着限制。有人说，在地方的团体里，各人都有自由利用空闲时间的权利，这话是不对的。任何人都不能将自己的时间，金钱或劳力，认为完全是自己的，甚至于自己灵魂所寄的肉体，也不能认为是自己的。一个人在社会生活的权利，完全放在他要为社会而服务的意志上，需要他的援助或同情时，任何人都有向他要求的特权。“各人的家是他的城郊”，这句话不能适用于日本——高级的主权者，当然是例外。普通的人对于世间上的人们，不能闭其户而不纳。各人的家，对于来访者是要公开的。日中闭户不开，是侮辱社会，——生病也不成为口实。只有地位极高的人有不与他人接近的权利。有人违背了他所寄生的社会的意志——特别是那个社会是在乡下的话——事情就大了。社会一旦发怒，它就会成为一体而行动。社会由一千或数千个人而成，但这许多人的意思，成为只像是一个人的意思。只为了一个重大的过失，一个人突然对社会共通的意志，独自被放在反对者的立场，——他孤立起来，遭遇极有效的绝交。沉默与柔和的敌意，要使他忍受更可怕的处罚。这是处罚重违习惯者的普通方法，绝少加以暴行，要加以暴行的话（非常的情形，当然例外，此事容当后述），这并不当做过失的报应，而只当做矫正的方法。也有粗野的团体，遇有危及人命的过失，即罚以体刑，但这并不是由于公愤，而是由于传统的理由。我曾经在一个渔村，目睹这种惩罚。众渔夫正在激浪之中杀金枪鱼，这是非常危险的工作。众人正起劲工作的时候，一个渔夫偶一不慎，将杀鱼的器具，敲进一个少年的头里。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过失，不过这过失是危及人命的，因此不由分说，即对那人实施制裁，打得死去活来，等到昏过去了，便从浪里拖出来，丢在沙滩上，一直到他醒过来，没人理睬。在这期间，无人为他说话，杀鱼的工作，照旧进行。听说年轻的渔夫，如果犯了危及一船的过失，便会给同船伙伴施以暴行。不过上面已经说过，受这样的处罚，是只为做了不当心的事情。绝交的处罚，比暴行还要可怕。不过还有比绝交更可怕的刑罚，就是数年或终生的逐放。

在从前封建时代，逐放无疑是重大的惩罚，在维新后，也是一样。从前因社会团体的意志被逐出故乡的人——给他的家，他的氏族，他的职业放弃的人——，就会遭遇绝对的困苦。跑到别的团体，如果没有亲戚的话，就没有收容他的地方。即使有亲戚，如果要收容他，必须先向当地官署和他的故乡的官吏商量。他乡人，不得官署的许可，便不能定居在故乡以外的地方。以亲戚为理由，留宿他乡人而受罚的事情，尚有旧文献可稽。被逐放的人，既丢了家，又丢了朋友。他也许是有一艺之长的工人，但是执行业务的权利，如果不得到在他所到的地方代表着他的职业的职业团体的承认，便算没有，但是被逐放的人，职业团体也不肯收容他。他也许想做人家的佣人，但是他逃到的团体，即使有雇主，他有没有雇用这个亡命者兼他乡人的权利，首先要发生疑问。他的宗教一点不能帮他的忙。团体生活的法规，不是依佛教而定，而是依神道的伦理来定的。因为是他的故乡的诸神把他放弃的，其他地方的神们和他的祭祀又没有任何关系，因此宗教对他毫无帮助。还有，亡命者这个事实，也证明他一定对祭祀犯过罪。总而言之，他乡人在陌生地方的人们中间，是得不到同情的。在今日，从别地方迎妻回来，也被本地舆论认为坏事（在封建时代是被禁止的），舆论还是希望各人在出生之地生活，工作，结婚，——有时候得到故乡的公开的承认，也可以跑到别的团体。在封建制度之下，究竟得不到他乡人的同情，因此说到逐放，就可以联想到饥饿，孤独，以及难以言喻的困苦。因为当时个人的法律上的存在，在他的家族和团体以外，可以说完全没有。因为各人都为家而生活，为家而工作，家又为氏族而存立的缘故，除了家和许多家互相关联的集合以外，并没有可以活下去的生活。

我们现在想象不出这样的逐放状态。如果要求西洋的同样的例，便得回到罗马帝国以前的古希腊罗马时代。当时所谓逐放，就是宗教上的破门，实际上，就是逐出文明社会之外，——当时尚无人类同胞的思想，除了要求血族的同情以外，别无可以要求同情的地方。他乡人到处是敌人。和古希腊都会的情形一样，在日本，守护神的宗教，也是团体的宗教，团体的祭祀，它连一地方的宗教也做不到。另一方面，高等的祭祀，没有和个人发生关系，个人的宗教，也仅仅是一家，一村，或一地方的宗教，因此他家或他地方的祭祀，完全是别个东西，要属于别的祭祀，除了被迎入那个地方以外，别无他法，但是容纳他乡人一事，照例是没有的。如果没有家或氏族的祭祀，个人无论在道德上，社会上，都等于死人，因为别家的祭祀和氏族，都排斥这样的人。一个人被规定个人生活的家族的祭祀遗弃，又被规定对社会生活的地方祭祀排除的时候，这个人在人类社会的关系上，可以说完全丧失了他的存在。

由以上的事实，可以想象在过去，个人发展自己，主张自己的机会，是极少极少。个人可怜完全为社会而牺牲。就在今日，日本人居住的地方的唯一安全的路，是无论什么事都依循当地习惯去做，稍微越出了规则，便会受到嫌恶的眼光。什么秘密也没有，什么事也不能隐瞒。各人的美德也好，坏事也好，都会给人家知道。因此不平常的行为，会被判断为从传统上的标准脱离了的行为，一切异样的事情，会被责难为违反习惯。这个传统与习惯，尚具有可以说是宗教义务的力量。事实上，传统和习惯，从起源来说，也是宗教性的，义务性的，又因为是和有礼拜过去的意义的公共祭祀有关系的缘故。

由此可以容易了解神道没有道德上的成文律的理由，也可以了解道德的法规断定为不必要的理由吧。在祖先礼拜所代表的宗教发达的阶段上，宗教和道德既无区别，道德和习惯也没有区别。宗教和政治（政府）是同一个东西，习惯和法律也是一样。神道的伦理完全包含在服从习惯一事之中。一家的传统的规则，团体的传统的法律，这就是神道的道德。服从它就是宗教，不服从就是不信心，又不问其为成文与否，凡是宗教性法规的真义，总之在于社会义务的表明，关于善恶行为的教义，以及道德体验的具体化等等。实际上，如在英国那样的近代的理想行为，和古希腊、日本那样的理想的族长制度间的差异，精查一下，便可以知道只在于将旧思想详细扩张到个人生活的细目这一点上。神道的宗教，实在没有需要成文命令，它只靠教训或实例，自幼小时代教给各人，只要有普通的知识，什么人都能了解它。宗教既然认为越出规则外的行为对众人有危险，那末法规这样东西，当然不需要了。例如西洋的高度的社会生活，即排他性的文化生活的人们的行为，决不是单靠十诫来支配的，因此，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关于行为的成文法规。人在自己的社会，应该做什么？怎样做？关于这样的问题的知识，是靠训练，靠经验，靠观察，靠直觉事物的道理而得的。

神道的神官，是代表着团体的感情的人，让我们现在回到他的权威的问题吧——我相信这个权威过去是非常伟大的。团体对犯过的人所施的惩罚，是拿守护神的名来施的，这个事情的显著的证据，我们只要看社会的憎恶的表现，现在在许多地方仍旧采取宗教性质这个事实，便可以明白。我看过这种表现，而且相信各地现在大抵还有这种表现。这个旧习惯最显明地残留着的地方，是现在还残留着古时的传统，而且没有多大变化的边鄙的乡镇，或寂寞的村落。在这样的地方，每个居民的行为，给人家精细地注视着，而且会给人家严格地批判。但是在地方的神道大祭（每年举行的守护神的大祭）以前，人们对于细小的过犯，差不多什么也不开口。但是到了那天（祭日），社会便会给与警戒，或加以处罚，这是对至少违背了地方道德的行为，是要这样的。人们以为神会利用这个祭日的机会，来看氏子的住宅，于是可以移动的神殿（神舆），便被担过主要街道。这神殿是由三四十个人来担的重东西。担它的人，是顺从神的意志而行动的。他们认为他们担着走的方向，是神叫他们走的。这样的游行，我在某海岸的村落里，看过好几次。现在让我来记述一下。

在游行的前头，有一群年轻男人，连奔带跳，描成环形，疯狂地跳着进行，这些年轻人是来将道路弄清净的。走近他们很危险，因为他们发狂似地兜着圈子前进……。我第一次看见这跳跃的一群人时，仿佛在看着古时狄俄尼索斯的飨宴，——他们的激烈的旋转运动，的确实现了希腊古代神圣狂热的记事。说实在的话，希腊式的头是看不见的，但是除了围下身的布带和草鞋以外，浑身裸露，青铜色的肌肉，极有雕刻之美，姿态颇为美观，若要雕刻跳跃着的牧羊神的水盘，可以拿他们来构思。在这一群给神附丽着的跳跃者一一他们是在前头将群众向左右驱散，拂清道路的，——后面，有少年女司祭，穿白衣，戴假面，骑马而来。少女后面，有几个司祭，穿白衣，戴着威风凛凛的高而黑的帽子，也骑马而来。背后，就是又大又重的神殿（神舆），在担它的人们头上，活像给暴风播弄的船一样，搖动而来。一忽儿好几条肌肉健壮的手，把它推到右面，一忽儿又有许多手把它一样地推回左面，向前向后，也猛烈的推，猛烈的拉，高声呼喊，震耳欲聋。这个时候，根据从极古时代传来的习惯，家家二楼的窗户，都紧紧关闭着，有谁学偷看哥泰法 从壁缝里向下面看神，给人发现了如此不敬的行为，那个人就糟了……。

如我所说，担神舆的人们，以为他们是依神的灵而行动的，——（神道的神，有种种性情，所以他们大概是依粗烈的灵而行动着的吧），所以把它前推后拉，左右摇摆，是表示神在检查前后左右的家的意思。神在查看信男信女的心，是不是真的纯正，又在决定有没有给与警告，或施以惩罚的必要。担的人，只要神叫他们到什么地方去，他们就带神到什么地方去，——必要时冲过坚固墙壁也要去。因此，倘若神舆撞上了一家，就表示神对那家生着气。只碰一碰门口的帘子，也是一样。如果神舆撞坏了家的一部分，那就是重大的警告了。神有时要跑到家里面，破坏拦住他的一切东西也不管。这个时候，那一家的人，统统要从后门口逃出去，否则很糟，强暴的游行，高声如雷地闯进屋子里，将家中一切东西破碎，撞裂，毁坏，压扁，一直到神答应回到那条路上的原位置为止。

我曾经看过两处被破坏的地方。询问理由，才知这两处侵入，由团体的见解来说，在道德上都应该认为是正当的。第一家，曾经发生过欺骗事件，第二家，没有救助溺死者的遗族。第一个犯罪是法律上的，第二个是道德上的犯罪。乡村社会，除非是放火，杀人，盗窃等重大的犯罪，不将犯罪者交给警察。乡村是怕法律的，只要有别的方法，决不诉诸法律。这是古代的规约，封建政府曾经奖励维持这种习惯。守护神一旦发怒，便主张处罚或排斥这个犯罪者，这样一来，依封建的习惯，要犯罪者的全家族来负责任。被害者，若有这样的心思，可以诉诸新的法律，可以将破坏了他的家人的，拖到法庭，要求赔偿，因为近代的警察，并不为神道所左右。但除非是十分不懂事的人，不会为了团体的制裁，诉诸法律。因为这样的行动，本身就被当做习惯的重大破坏，而受非难。商谈的结果，如果证明是冤枉，那末团体随时肯下公平的判断。受了制裁的人，若想诉诸不依宗教的法律，以图报仇，那末同时也会想到将自己和自己的家族的家，及早搬到远远的地方，才是上策。

在旧日本，个人生活是放在二种宗教性支配之下的，这我们已经晓得了。一切个人的行动，给由一家或社会的祭祀而来的传统所规定，这种状态，开始于一定的文化成立的时候。我们又知道了团体的宗教，使人服从家的宗教。这个事实，只要记住这两种祭祀（团体和家族的）的基本思想，——即生者的幸福，靠着死人的幸福的思想——是同一的，便决不会觉得稀奇了。人们相信漠视家族的祭祀，会使灵发生恶意，而灵的恶意，会招致公共的不幸。祖先的灵，自配着自然，——火灾，洪水，疫病，饥馑等，是亡灵可以自由使用的报复手段。因此村中一个不虔敬的行为，也许会使全村遭遇不幸。所以一个社会（团体或一地方），关于各家庭维持孝道一事，认为对死者负有责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