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第三章|
回教传入中国的时期

一、回教是何时传入中国的

回教传入中国的时期，传说不一，至今尚无定说。在各种记载中，有的说是在隋朝开皇年间传入中国的，有的说是唐朝武德年间传入的；有的说是贞观年间传入的，也有说是永徽年间传入的。在中国的史籍中，关于阿拉伯回教的记载甚多，但很少说明是在何时传入中国的。最早的记载，是见于唐杜环《经行记》中，惜此书已佚，只在杜佑《通典》中保存其一二。

杜环是杜佑的族子，天宝年间曾随高仙芝的军队西征。后高仙芝被阿拉伯人打败，杜环亦被俘虏，居西域十二年，乃从海道由广州归国。他记述阿拉伯的回教情形如下：

大食，一名亚俱罗，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……无问贵贱，一日五时礼天，食肉作斋，以杀生为功德。系银带，佩银刀，断饮酒，禁音乐……又有礼堂，容数万人。每七日，王出礼拜，登高坐位众说法曰：人生甚难，天道不易，好非刼窃，细行漫言，安己危人，欺贫虐贱，有一于此，罪莫大焉。凡有征战，为敌所戮，必得升天，杀其敌人，获福无量，率士禀化，从之如流。法唯从宽，葬唯从俭。……

又谓：

陆行之所经，山胡则一种，法有数般，有大食法、有大秦法……其大食法者……不食猪、狗、驴、马等肉，不拜国王父母之尊；不信鬼神，祀天而已。其俗每七日为一假，不买卖，不出纳。

其次《通典》中的《大食传》，与《新、旧唐书》中的《大食传》，皆大致相同，但皆说永徽二年（西纪六五一年）大食始来朝，也并未说到关于传教的事。在中国的史籍中，最初说到回教传入中国之时期的，则为《明史·西域传》，其中有谓：

隋开皇中，其国撒哈八撒阿的斡葛尔斯，始传其教入中国。迄元世，其人遍于四方，皆守教不替。

这乃是中国正史中第一次关于回教传入的记载。但此是错误的，其错误的来源：第一，是根据西方清真寺王鉷所撰的《创建清真寺碑记》；第二，是根据一般回教徒书籍中的记载。《清真寺碑记》原文：

窃闻俟百世而不惑者，道也；旷百世而相感者，心也。惟圣人心一而道同，斯百世相感而不惑。是故四海之内，皆有圣人出。所谓圣人者，此心此道同也。

西域圣人谟罕默德生孔子之后，居天方之国，其去中国圣人之世之地，不知其几也？译语矛盾，而道合符节者，何也？其心一，故道同也。昔人有言：千圣一心，万古一礼。信矣！但世远人亡，经书犹存，得于传闻者，而知西城圣人，生而神灵，知天地化生之理，通幽明死生之说，如沐浴以洁身，如寡欲以养心，如斋戒以忍性，如去恶迁善而为修己之要。

至诚不息为感物之本，婚烟则为之相助，死丧则为之相送，以至大而纲常伦理，小而起居食息之类，罔不有道，罔不立教，罔不畏天也。节目虽繁，约之以会其全，大率以化生万物之天为主，事天之道，可以一言而尽，不越乎寻心之敬而已矣。殆与尧之“钦若昊天”，汤之“圣敬日跻”，文之“昭事上帝”，孔子之“获罪于在，无所祷”，此其相同之大略也。

所谓百世相感而不惑者，足征矣。圣道虽同，但行于西域，而中国未闻焉。及隋开皇中，其教遂入于中华，流衍散漫于天下，至于我朝天宝陛下，因西域圣人之道有同于中国圣人之道，而立教本于正，遂命工部督工官罗天爵，董理匠役，创建其寺，以处其众。而主其教者，摆都而的也。其人颇通经书，盖将统领群众，奉崇圣教随时礼拜以敬天，而祝延圣寿之有地矣。

是工起于元年三月吉日，成于本年八月二十日。吾等恐其世远遗忘，无所考证，遂立碑为记，以载其事焉。时天宝元年，岁次壬午，仲秋吉日立。

照此碑文看来，可疑之点甚多。

第一，穆罕默德氏生于西纪五七〇年（亦说571年），当陈宣帝太建二年，卒于西纪六三二年，当隋大业六年。隋开皇中，则当西纪五八一年～六〇〇年。在此期间，回教还没有创立（穆罕默德四十岁时始创回教），怎样会传到中国来，并且还流衍散漫于天下，岂不是一个大大的矛盾吗？

第二，碑文中“天方”及“谟罕默德”的译名，也不是唐时所用的译名，“天方”与“谟罕默德”的译名，殆见于元末明初，在唐朝的时候，皆译为“大食”与“摩诃末”。这也是一点可疑的地方；

第三，回教是一神教，保守性、排他性都特别的强。当初传到中国的时候，决不会与中国的儒家思想妥协。而在碑文中则有纲常伦理、修身养心等名词，与儒家的思想，似乎要达成一片。其实，回教与儒家思想妥协的时期，是在元、明两代，如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建孔庙，陆容《菽园杂记》中所记回人尊孔事。元代回教徒之成为儒家，明、清两代的回教徒著作，皆可为明证。在唐朝的时候，决不会如此的。

从以上三点看来，此碑为后人所伪托无疑。所以《明史·西域传》的记载，也是以讹传讹了。但此碑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产物呢？Issar Masen断定是西纪一三六九年（明洪武二年）之后的产物。他以为寺，或者早就有了，以后时常重修。有一次是在明洪武朝（西纪1368～1388年）修建，此碑或者就是成于此时。

陈垣氏亦认为此寺是明时所建。他以为唐时著名的人物很多，王鉷的声名并不甚著，明人作伪所以托治王鉷者，因王鉷在当时曾舍宅为观，此碑或即王鉷舍宅为观时所建。后来此观入于回教人之手，乃就原碑磨改为回教寺碑，而且用天宝元年户部员外郎兼御史王鉷衔名入石。总之，此碑绝非唐时产物，碑文上所载的事实，亦极不可靠。

此外，在中国回教徒的著作中，尚有许多记载，也都说是从隋朝传入中国的。如《天方正学》中谓：

赤尼隋文帝遣使至，欲穆罕默德东，不可，亦遣使赛尔帝在各师率从者百余人东，越岁而还。

在《清真释疑补辑》中，更有类是神话记载，谓：

当隋文帝时，天见异星于西方，帝遣使臣访之，知天方生圣人，求之人中华弗许，圣乃使宛噶斯等，由南海达广东，备述圣意。帝深嘉之，因建怀圣寺于粤东。至今有天方圣使宛噶斯墓，在广州北郭三里许。

在《至圣宝录》中，也有像这样的一段记载，惟时期则不相同。其文如下：

圣人于海拉山默祷其神，显示变化，令一“月”分而为两，旋复合而为一，于是智愚共信，遐迩服从。在中国，盖武德四年（西纪621年）……篆开元通宝以志其异。厥后，太宗梦与圣人接，悚然而寤，乃遣使数辈至其国。圣人乃命其徒赛尔德宛歌斯，以真经三十藏，计锁勒百十四篇，分六千六百六十六段来献，云诵此经能灭诸邪。太宗撰之，颁诸天下，而其教遂大行中土焉。

在这段记载中，说回教是在唐太宗年间传入中国的，以其时考之，当较前说为可靠。又明何乔远《闽书》中，亦说是在唐武德年间传入中国的，《闽书》中的记载，谓：

默德那国，有吗喊叭德圣人，生于隋开皇元年，门徒有大贤四人，唐武德中来朝，遂传教中国。一贤传教于广州，二贤传教于扬州，三贤、四贤传教于泉州。

中国回教徒的著作中，有一本小册子，叫《西来宗谱》。在这本小册子里面，文词虽然鄙俚，但书中所叙述的事实，也是根据历来的传说而加以润饰的。在这本小册子里面，说回回传入中国，实始于唐太宗贞观二年（西纪628年）。传入中国的原因，是因为太宗梦见妖物窜入宫中，被一缠头者降伏。太宗问于群臣，群臣说缠头者乃西域回回，天方圣王名穆罕默德。太宗乃命石堂赍表到西域去，请穆罕默德到中国来。

穆罕默德不肯来，乃派了三个苏哈爸到中国来，一个叫盖思，一个叫吴哀思，一个叫万个思。盖思和吴哀思，行至嘉裕关，因不服水土病故，只有万个思一个人，随石堂到了中国。后来万个思又修表回国，请选无牵挂者八百余人，来中国帮同传教。回兵到中国后，太宗命在学习巷内建筑一大礼拜寺，给回兵居住。到了唐明皇时，安禄山反，西域回王又选派三千雄师来中国平服安史之乱。此三千回兵，后来就为皇帝的亲兵，并在中国择配。后复分调各省，于是中国各处，皆有回兵。

根据以上各节记载，有的说是隋朝开皇年间传入中国的，有的说是唐朝武德年间传入中国的，有的说是贞观年间传入中国的。而这些记载，皆是见于明以后的记载中，明以前的则无有，是否可靠，颇有疑问。近人的著述中，也多是根据这些记载，并且在各种记载中，皆谓第一个来华传教的人是旺各师（或万个思、干葛思、干歌士、宛噶斯，皆为Sahed Sead Wakkas的译音）。Wakkas究竟是什么人，天方正学旺各师大人墓志中谓：

大人道号旺各师，天方人也，西方至圣之母舅也。奉使护送天经而来，于唐贞观六年，行抵长安。唐太宗见其为人耿介，讲经论道，有实学也。再三留驻长安，因勅建大清真寺，迎使率随从居之。

大人著名讲章经典，劝化各国。嗣后生齿日繁，太宗后勅江宁、广州，亦建清真寺分驻。厥后大人期颐之年，由粤乘船，放洋西去。既抵青石，伏思奉命而往，未曾奉命而还，何可厥梓里，是以复旋粤海。大人在船中复命归真，真体大发真香，墓于广州城外。

在《西来宗谱》附录中的记载，更比较详细些。说先贤挽个士奉命来中国，曾请假回国三次：第一次是回国取经典，传授中原教生；第二次请《古啰呢》（即《天地经》）授徒诵念，并求圣人指示其无常的地方。圣人手指东方，令人用箭向前射去，乃对挽个士说：“凭有我的感应，箭落之处，即汝归结之处，汝且速返中原，后当有验。”挽个士遂登船，随风漂泊，不觉已至粤东，得箭于北垣外流花桥的北头，始悟贵圣感应，明示此处即为他葬身的地方。他就在这个地方，四面砌了一座围墙，又建了一座怀圣寺，并奉旨给土田，为寺内当业，名曰“回回田”。寺内又建光塔一座，高十六丈有奇。塔顶竖立金鸡，随风旋转。每逢七日，上竖大旗，使人知此日是礼拜。

至第三次回国，是挽个士夜梦一高人告诉他，说“贵圣不日辞世，汝可速回西城，面见圣容，迟则恐无及矣。”

挽个士醒后，即束装返国，赶到默底那，而圣人已死。得知圣人有遗言，教他仍回中国传道。挽个士复回到粤东，不久即死，葬在围墙内，“门外颜曰先贤古墓”。

这些传说，是否可靠，则无法证明。据Issar Mason说：穆罕默德的母舅，本名Abuf Wakkas，谓其曾离阿拉伯，又无明文记载。其子叫Saad Ibn Wakkas，亦有呼为Saad Ibn Malik Ibn Wahbay Zuabri的。他是拥护回教的第七人，且曾随穆罕默德氏转战各地，没于亚却（Alig）。时当西纪六七五年（唐高宗上元二年），享年七十九岁，葬于麦加。其一生足迹未涉中国，故野史中所谓圣使，实非其人。

日人桑原隲藏氏也说旺各师传说，是出于附会，并谓在替而生（Thiersant）的中国之回教中，不卢好而（Broomhall）的《中国伊斯兰》中，戴威略（Deveria）的《中国回教起源考》等书中，皆认为是无稽之谈。

Issar Mason根据Abu Zaid al Hafar的游记所载，认为第一个来华传教的阿拉伯人，不是Saad Wakkas，而是伟伯（Ibn Wahab），并且认为传说中旺各师，就是伟伯。广州的古墓，就是伟伯的葬身处。他以为伟伯在以前大概是一个著名的回教徒，阿拉伯游客Abu Zaid，见之于广州时，已为一年高望重之人。他乃是Hebar的遗裔，Al Azud之子科赖士族人，且确与穆罕默德氏有亲戚关系。

伟伯在西安谒见皇帝之后，曾回到伊拉克（Irak），后来复又回到中国。世人不察，竟以伟伯得事迹，张冠李带，而饰为Saad Wakkas的神话了惟Issar Mason之说，亦不无令人怀疑之处。Saad Wakkes来华，各种传说皆谓其在唐初，而伟伯则于唐末来华，在时间上竟相差二百余年。在此二百余年中，回教徒的势力，已日益千里的向外发展，回教徒的足迹，已早到了中国。因黄巢屠杀广州各国异教徒十二万人时，就有许多回教徒在内。这个时候距离伟伯来华的时间，相差无几，可见中国早就有许多回教徒了。并且在西纪八五一年（唐宣宗大中五年）阿拉伯商人苏莱曼（Sulagman）曾作一篇游记，较之Abu Zaid的游记，还早二十余年。在苏莱曼的游记中，记述当时广州的情形如下：

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麕集者，曰康府（Khanfu即广州）。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，教堂一所。……各地回教商贾，既多聚于广州，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，依回教风俗，治理回民。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，朗读先圣戒训。终讲时，辄与祈祷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。判官为人正直，听讼公平，一切皆能依可兰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。故依拉克商人来此方者，皆颂声载道也。……中国至是时，仍无一人信回教者。

在这一段记录中，更可证明在伟伯之前，中国早就有了回教徒，早就有了教堂和传教的牧师（与现在的阿訇一样）。牧师的任务，不但管理教务，并且兼管商务。由此看见，传说中的Saad Wekkas的事迹，未必就是伟伯的事迹。

西纪一七八八年（清同治十一年），俄国驻北京总主教拍雷狄斯（Arachimandrite Paladius）曾获得古代汉文大字布告一张，乃是由阿拉伯文译成汉文的。此布告叙述回教初入中国的事迹谓：

唐贞观六年（西纪六三二年）穆罕默德之母舅，依宾哈姆撒（Ibn Hamsan），率徒众三千人，携《可兰圣经》来至中国。哈姆撒道高品善，太宗皇帝见之大悦，并其徒众悉优礼之，留之长安，为筑清真寺一所以居之。嗣后乃于江宁、广州别筑分寺。哈姆撒次与众讨论经义，立规戒，以便遵守。分僧侣为三级，以利传道：第一级曰亦姆妈（Imam）；次曰喀梯巴（Khatiba）；三曰麦爱清（Mn ezzin）。

“亦姆妈”犹之佛寺之方丈，“喀梯巴”乃讲经者，“麦爱清”则招呼祈祷者。僧之职在讲解圣经，俾众遵守，乱律者惩罚之。布告次又胪列规戒十四条，作信徒之指南：

1.订婚及嫁娶之礼；

2.信徒死时之礼；

3.处置死者方法；

4.送葬之礼；

5.回教徒死后，须诵《可兰圣经》，并须施惠于寡妇及孤儿；

6.回教信女出嫁异教者，罪最重。其叛教之罪，等于叛兵临阵逃亡，虽斩首亦不足以赎罪；即后代子子孙孙，皆有罪孽。媒介人及家长之罪亦等此；

7.须行善去恶，天堂判日，地上苦狱，皆距离不远，上帝赏正罚邪，无能漏网；

8.禁吸烟酒，烟能伤肺，酒能杀身故也；

9.禁止娼妓及赌博。娼妓最为无耻及可厌之人，赌博能伤人道德，使人堕落；

10.禁止放重利债，君子不可损人以利己也；

11.视贫富等级，定征宗教及慈善事业税。贫困极者，免之，用善言劝勉之，俾可自救；

12.奖励设学校，以阐明宗教玄秘；

13.规定祭祀之礼，以便遵行；

14.僧侣须时时记忆本人之天职，教堂寺宇有毁坏者，须慷慨解囊，捐金助修。

此布告中的传说，与《西来宗谱》中的传说，除人名不同外，余均相似。此布告是何时公布的，不得而知。惟依照十四条之规戒看来，也当在明代以后，盖在第八条中谓“禁吸烟酒，烟能伤肺……”我们知道烟草只有几百年的历史。烟草，西方人叫为Tobacco，在哥伦布（Columbus）发现美洲之后，方传至欧洲。在明朝的时候，方由葡萄牙等国商人，传至中国。由此可知，此布告定为明以后的产物，是毫无疑问的。因之，所谓依宾哈姆撒来华传教的事，是否可靠，亦不敢断定。

陈垣氏谓，欲知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，应先知中回历法之不同，回历纪元，明以来皆谓始于隋开皇十九年巳未（西纪599年），其误因洪武十七年（西纪1384年）甲子采用回历时，为回历七八六年，由此按中历上推七八六年，故有此说。若按回历上推七八六年，则实为唐武德五年壬午（西纪622年），与开皇巳未说，相差至二十三年。此二十三年，为研究中国回教源流者一大症结。《西来宗谱》中谓始于唐贞观二年（西纪628年）亦由于误算年数，非有意作伪。所谓贞观二年者，实永徽二年（西纪651年）。贞观二年与永徽二年，适差二十三年，其说本不谬，特误算耳。据此，则回教之传入中国，确始于永徽二年了，惟亦有令人怀疑之处：

第一、《唐书》及《册府元龟》中，皆谓大食于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，也就是阿拉伯与中国正式通使节始于永徽二年。阿拉伯使者之来中国，也许是为着政治上的关系，也许是为着经济上的关系，不一定就是为着宗教上的关系。而且在《唐书》及《册府元龟》中，并无一字说到关于传教的事；

第二、永徽二年，为西纪六五一年，正是穆罕默德氏之后第三任克利弗俄特曼（Othman）时代。此时，回教的势力，已因着阿拉伯的远征队向外伸展，波斯、叙利亚、美索不达米亚、巴比仑、埃及等，已在回教势力统治之下。在东北方面，则与中国的边境相接。回教势力的发展，一方面是由于兵力，一方面是由于海上的商队。在唐初的时候，中国与西方的海上贸易，以波斯为最盛，其次则为阿拉伯。且西纪六四二年（唐贞观十六年）波斯全境皆为阿拉伯回教徒所占领。则波斯人之改宗回教，也是必然的事。

因此，在永徽二年以前，必有大批的回教徒——阿拉伯与波斯等国人——来中国经商贸易，同时将他们的宗教传入中国。在陆路方面，回教徒的商队，亦不亚于海上。唐太宗统一葱岭以西诸国，阿拉伯与中国陆路交通的路线，亦随之打通，则回教商队之来中国西北部者，亦必很多；同时亦可将他们的宗教，传入中国。

第三、中回历法，诚然不同。若谓回教传入中国的时期，各种记载的不同，是由于推算的错误所致，则中国历法，至元、明两代，多采用回历。在元、明两代中，很多有学问回教徒、数学家、天文学家，来到中国，中国历法改治，他们的功劳颇大。他们既能为中国改治历法，则他们也定会明了回历与中历之不同。假使在他们没有来到中国之前，推算上的错误，也或许难免；但在他们来到中国之后，似不应该再有推算上的错误。且彼时回教在中国历法界中有很大的威权，即便推算错误，他们又为什么不加以纠正呢？

那末，回教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？记载虽多，但都是明以后的著作，明以前的则少有见到，故要找出一个确实的时期，是很困难的；惟回教之传入中国，与阿拉伯商人，却有莫大关系，我们只能从这关系中，去寻出其渊源来。

阿拉伯与中国通商，远在隋唐之前就有了，最初的交通，大半是由于陆路，在张骞通西域时，中国就知道有阿拉伯了。惟那时则叫条支（Tajik或Tagi的译音）。陆路通商的路线，是经过中亚细亚，越葱岭，而至中国的京城。后因海上交通日渐进步，乃多舍陆路而取海路。海路交通的路线，是自波斯湾，经过印度，绕马来半岛而至中国的广州，或岭南交州、福建的泉州、浙江的杭州，与江苏的扬州等处。至八世纪以后，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，已完全操在阿拉伯人的手里了。

穆罕默德氏之统一阿拉伯，是在西纪六二九年（唐贞观三年）。他统一阿拉伯之后，阿拉伯的人民，自然都改奉了回教。在西纪六二九年之前来华的阿拉伯商人，或者还有一部份是非回教徒；但在西纪六二九年之后来华的阿拉伯商人，可以说完全是回教徒，并且在西纪六四二年（回教徒完全占领波斯）之后来华的波斯商人，也大都是回教徒。

这班经商的回教徒来到中国之后，有的是数年一度的回到本国去，有的是竟长久的居留在中国。他们同教的人，渐渐的多起来，自然会有举行宗教仪式的集合处（即礼拜寺），自然会有执掌教务的牧师，故我们认为回教是在西纪六二九年前后，由于阿拉伯商人传到中国来的。

至于最初来华传教的人，是否为Saad Wakkas，或为依宾哈姆撒，因年久失传，已无可考。至于他的一生事迹，是否如传说中所说，曾往返阿拉伯数次，他每次回到阿拉伯的任务，是为朝觐、取经，及报告旅居中国的教民状况，同时，是否还负有其他政治上及商业上的任务，亦不必深究。

二、回教最初是从海道传入中国的，抑由陆路

回教既于西纪六二九年前后，由于阿拉伯的商人传入中国，则最初是由海道传入的呢，抑由陆路传入的呢？按以上各种记载看来，有谓最初是由陆路传入的，有谓最初是由海路传入的，惟穆罕默德氏统一阿拉伯之前，回教的势力，还未能向外发展；阿拉伯征服中亚细亚，是七世纪末与八世纪初（唐玄宗开元年间前后），最早亦在穆罕默德氏之后。第二任克利弗俄马（Oman）时代（西纪634～644年），在东北方面方能与中国的领土相接。盖在此时期之前，中国对西北各民族，时常用兵，战争是年年发生的，因之，中国与阿拉伯的通商路线，不免有许多障碍，或完全断绝，也是可能的事。

及唐太宗征服中亚细亚各国，阿拉伯商队之来中国西北部贸易，方能通行无阻。如在唐太宗未征服中亚细亚各国之前，阿拉伯的商队，是很难到中国来的；而当时海上交通，日益发展，到了唐朝的时候，波斯人在海上的势力，已被阿拉伯人取而代之。阿拉伯商人之来华，已舍陆路而取海路了。在中国西北陆路未通（因战事及其他障碍）之前，阿拉伯的商队，亦必随波斯商队，从海上而来中国。因之，回教之传入中国，最初实乃始于海路而来，先到中国的广东，因商业的关系，再以广东为根据地而传播至中国的内地；即由广东而至福建，由福建而至浙江，由浙江而至江苏，由江苏而山东，由山东而东三省以及内地各省。

至于陆路传入的时期，则较海路为迟，须至中国的武力已发展到葱岭以西（唐贞观年间），或阿拉伯征服波斯及中亚细亚各国之后（唐开元前后），方能由陆路传入中国的新疆及西北各处。

中国西北各省的回教徒，大都是从陆路传入的；东南及沿海各省的回教徒，大都是从海路传入的，惟从陆路传入，虽迟于海路，但其势力的发展，则较海路迅速，此除商业上的关系以外，尚有政治上及军事上的关系。

唐时借阿拉伯的军队，以平安史之乱（西纪757年），与元人入主中华，皆为其主要原因；并且在西纪八世纪初，当阿密亚（Omeyyades）王朝时代，有许多十叶派（Seyyds）的信徒和阿里（Aly）的后裔，因逃避阿密亚王朝的压迫，乃逃到呼罗珊（Chorassan）。但阿密亚王朝对他们搜索颇严，他们为避免敌人陷害计，又逃到中国，所以回教在陆路方面的发展迅速，其原因颇多；而海路方面，只有商业上的关系，故其势力的发展，当然远逊于陆路了。

回教虽然在西纪六二九年前后传入中国，惟此时的中国回教徒，可以说完全是阿拉伯人，或其他外国商人，而中国人信仰的则很少，也可以说是没有。因回教在中国不传教，且因地理环境、物质生活，与风俗习惯等的不同，更因中国人固有儒道与佛理的信仰，故很难得到中国人再信回教；就是到现在，汉人之改信回教的，除因特殊的原因外，仍然很少。

这般阿拉伯商人，有的是久居中国而不返的，日久，自然会与中国人发生婚姻上的关系。唐时，外人与汉人发生婚姻关系的已很多，如唐贞元三年四千胡人归化的事，许多西域使者，都在长安娶妻买田，不愿归国。所谓西域，当然包括阿拉伯、波斯，及中亚细亚各国在内，其中一定也有许多回教徒在内。此指长安一地而言，在中国其他通商大埠中，回教徒的人数，或比长安多至若干倍。如肃宗时田神功兵掠扬州，大食、波斯胡贾死者即有数千人；又黄巢陷广州，外国的回教徒，及其他异教徒，竟有十二万人被屠杀。这许多久居中国的回教徒，娶中国女子为妻，定是常有的事。

中国人的宗教信心并不深，且唐初对于各种宗教，皆取放任主义，故中国女子，既嫁给回教徒为妻，当然会被丈夫所同化，而改信回教。中国人之信奉回教，也就是从这种关系开始。安史之乱，两京沦陷，肃宗曾借阿拉伯兵以收复两京。这些阿拉伯兵，或同西域，回纥等国一样，因讨逆有功，就有一部份留在中国，而与中国妇女结婚，后竟永久的居于中国。到了元人入主中华，回教徒在中国的势力，愈加发展，全国各地，到处都有回教徒的足迹了。

三、中国的回教寺始于何时，以何处为最早

至于回教徒在中国所建的礼拜寺，究竟是始于何时，以何处为最早？长安的清真寺，照碑文看来，是始于天宝元年（西纪742年），但此碑极不可靠，乃明人所伪托，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；且在Abu zaid的游记中，记当时伟伯在长安，并未曾见过长安有回教徒的礼拜寺，可见长安之有礼拜寺，定是以后的事。

日人足立喜六氏在其所著《长安史迹考》中说：创建清真寺碑，据桑原博士考证，系明代伪作，不信其为唐物；而此碑观在昔唐皇城内司农寺处，自非当时建立清真寺的所在地。唐时，大食人以通商为目的，至中国南方之广州以及其他各港从事贸易，而长安、洛阳等内地，亦有其踪迹；但当时阿拉伯商人，并无集团的奠居内地，故无建寺尊教之必要。

清初毕沅（秋帆）著《关中胜迹图志》，对关中胜迹，引证颇详；惟在寺观条中，对于长安清真寺的记载，仅寥寥数语：

清真寺在长安东北，（通志）明洪武十七年，尚书铁玄修；永乐十一年，太监郑和重修。

对于寺中碑文，也只字未提。假使王鉷的清真寺碑是天宝元年所立，较之大秦景教碑（西纪七八〇年）还早三十余年，则其价值当在景教碑之上；但中国历年的学者，对此碑并未加以注意，亦可见其为后人所伪托而无疑。因之，长安的清真寺建于天宝元年之说，也是不可靠的。

一般人都认为中国有两个最古的回教寺，一个是现在广州的怀圣寺，一个是建在福建晋江县（即泉州）的清净寺。泉州亦为古代蕃商荟集的地方，唐时就有阿拉伯商人至此贸易。此地早就有了回教寺，当然是可能的事。

耳奈司（Arnaiz）与卜谦（Max Van Bershem）两氏，在不久以前，曾公布清净寺的阿拉伯字碑文于世，碑为回历七一〇年（西纪1310～1311年，元武宗至大三年至四年）所立。碑文中载此寺建于回历四百年，为中国最早的回教寺。回历四百年，乃西纪一〇〇九年——一〇一〇年，即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——三年。但元时吴鉴的《清净寺记》中则谓：“宋绍兴元年，有纳只卜穆兹喜鲁丁者，自撒那威（Sisaf）从商舶来泉，创兹寺于泉州南城，造银灯香炉以供天，买土田房屋以给众。”绍兴元年，为西纪一一三一年，与阿拉伯文碑中所载，又相差百余年；可见此寺创于何时，已异说纷纭了。

阿拉伯文碑中谓此寺是回教徒在中国所建最早的回教寺，但并不尽然，在苏莱曼《东游记》中，说他在广州的时候，就见到有回教的教堂了。他的游记是成于西纪八五一年，即唐宣宗大中五年，可见唐朝的时候，广州早就有了回教寺了；泉州的清净寺，并不能算是回教徒在中国所建最早的回教寺。不过苏莱曼在广州所见到的回教寺，是否就是现在的怀圣寺，虽然是一个疑问，但中国的回教寺最初建立于广州，是不可否认的。

广州的怀圣寺，据许多记载中，皆说是唐时所建；寺中尚有一塔，叫作怀圣塔。此寺于元至正十年（西纪1350年）重修，其碑文中记：

白云之麓，坡山之隈，有浮图焉，其制则西域磔然石立，中州所未睹。世传自李唐迄今，蜗施蚁陟，左右九转，南北其局，其肤则混然，若不可级而登也。其中为二道，上出为一户，古碑□漫，而莫之或纪……

清仇池石《羊城古钞》中记寺与塔的情形，谓：

怀圣寺在广州府城西二里，唐时番人所创，内建番塔，轮囷凡十有六丈五尺，广人呼为光塔……相传塔顶旧有金鸡，随风南北。每岁五六月，番人率以五鼓登绝顶，呼号以祈风信，不设佛像，惟书金字为号，以礼拜焉。

桑原骘藏氏以为怀圣寺及番塔（即怀圣塔）在唐人著作中，绝无记载。其最古的记载，则见于南宋方信孺之《南海百咏》中，其文中谓：

番塔始于唐时，曰怀圣塔，轮囷直上，凡六百五十丈（恐有错误），绝无等级，其颖标一金鸡，随风南北，每岁五六月，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，叫佛号，以祈风信，下有礼拜堂。

桑原氏谓此记载，颇为怀疑，他以为怀圣塔或非唐时所建，而与岳珂《桯史》中所记蒲家窣堵波之构造样式，及其顶上之金鸡，恐非偶合；所以他疑为怀圣塔或者就是蒲家窣堵波之遗物，怀圣寺或即宋代蒲寿庚的先人所建。

桑原此说，亦不过是推测之词，并无确实证据，岳珂《桯史》中所记蒲姓窣堵波的情形如下：

……后有窣堵波，高入云表，式度不比他塔，环以甓为大址，累而增之，外圜加以灰饰，望之如银笔。下有一门，拾级以上，由其中而圜转焉，如螺旋，外不复见，其梯每数十级启一窦，岁四五月，舶将来，群獠入于塔，出于窦，啁嘶号呼，以祈南风，亦辄有验。绝顶有金鸡甚巨，以代相轮，今亡其一足……

此与《南海百咏》中所记，颇相类似，若此塔果为蒲姓遗物，则定为宋时所建，而非建于唐时，但有数点令人怀疑之处：

第一，关于窣堵波的记载，只见于岳珂之《桯史》中，在宋代其他著作中，则少有记载；

第二，在《桯史》中，岳珂明明白白的说：“绍兴壬子（西纪1192年）先君帅广，余甫十岁，尝游焉。今尚识其故处，层楼杰观，晁荡绵亘，不能悉举焉。然稍异而可纪者，亦不一，因录之以示传奇。”则岳珂此记，还是根据他十岁时在广州所见闻者。但在他十岁的时候所见所闻，如有错误，是否能加以判断？在他再赴广州时，对幼年时所见者，是否尚能完全记忆而无遗忘？

第三，《桯史》中并谓：“有堂焉以祀名……堂中有碑，高袤数十丈，上皆刻异书，如篆籀，是为像主。”则此堂是回教徒的礼拜寺，是毫无疑问的。蒲姓的住宅，或在寺之附近，或在寺的范围以内，亦未可知。由此看来，怀圣塔就是蒲姓的窣堵波，总不免令人怀疑。又若谓怀圣寺为蒲寿庚的先人所建，更令人不敢相信。

我们若从塔的作用上来看，则怀圣塔与其说是为着宗教，还不如说是为着商业。因商业较之宗教，还要重要的多。广州是外商麇集的地方，在从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道门户，外国的商船，第一步总是先到广州。而中国的商舶，亦多由此放洋，其在商业上的重要，可想而知，《萍州可谈》中记：

船舶去以十一月、十二月，就北风；来以五月、六月，就南风。船方正若木斛，非风不能动……

前节所述：“每岁五、六月，番人率以五鼓登绝顶，呼号以祈风信。”乃完全是为着商业上的作用。怀圣塔叫作番塔，广人又呼为光塔，阿拉伯人夜间行祈祷时，祈祷呼报人（Muazzin）携灯而登；塔外远眺，有如灯台。如此，则与现在各海岸所用的灯塔何异？塔上有金鸡，随风南北，则与现在所用指示风向的风信器，又有何异。

每岁四、五月，南风起的时候，他们皆于五鼓携灯登绝顶，当然是为着船舶入港的便利而设，所谓叫佛号，以祈风信，最大的作用，也还是在祈祷上帝，保佑他们的商船平安入港，不致迷失途径，与发生其他危险。宗教的作用，乃是因此而附带发生的。

我们知道，唐时回教徒的商队，主要的多是从海路而来，因事实上的需要，为着他们商船的安全与商务的发展，自然会有像现在灯塔与风信器等的建筑。因之，怀圣塔建于唐时，并不是不可能的事。商业上的作用，与宗教上的作用，二者是不可分离的，故在他们到了广州之后，即建寺与建塔；一方面为着商业，一方面为着宗教，也是必然的事。

若谓怀圣寺与塔建于宋时，则未免太迟了；而苏莱曼《东游记》中，则明明记当时的广州，已有了回教寺了。他所记的回教寺，或者就是现在的怀圣寺，亦未可知。总之，为着商业上的关系，与宗教上的关系，在唐朝的时候，广州已有了回教寺，而且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回教寺，是毫无疑义的。

本章的结论如下：

第一、回教是在西纪六二九年（唐太宗贞观三年）前后，因商业的关系，传入中国；

第二、最初来华传教的人，因年久失传，已无可考；

第三、因海上交通的日渐发展，回教最初是从海道传入中国的；

第四、因回教商人久居中国，与中国人发生婚姻上的关系，方有中国人之改奉回教；

第五、中国的回教寺，也因为商业上的关系，最早是建立于广州，此寺或即现在的怀圣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