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第四章|
回教徒与中国历代的关系

回教的发展，是阿拉伯商业资本主义的结果。此教自唐初传入中国后，当时回教商人之来中国经商者，亦不亚于现代的西洋人；致在政治上、经济上，常常发生很密切的关系。同时因为回教武力的发展，及中国历代之经营西域，乃发生了直接的接触。自回纥族改信回教以后，回教徒与中国的关系，更复杂了。兹就回教徒与中国历代的关系，分别叙述如下：

一、回教徒在唐代

有唐一代，回教徒与中国政治上、经济上各方面的关系，也就很复杂了。唐时，回教徒之来中国者，多聚居于广州、交州、泉州、扬州，及长安等处。在这些通商大埠中，他们的人数确是很多，如在肃宗上元元年（西纪760年）宋州刺史刘展反，平卢节度副使田神功出兵讨之。兵至扬州，曾大掠居人，发冢墓，大食、波斯贾胡死者，即有数千人。又黄巢攻陷广州后，外国的异教徒，被屠者竟有十二万之多；并且因为黄巢之乱，对外贸易完全停顿，而海外万里的西拉甫（Siraf）及瓮蛮（Oman）两地人民以及完全是依赖与中国经商为生的，至此时，均失业破产，可见在经济上的关系，是何等密切了。

回教徒之来中国分海、陆两路。唐初回教徒之来中国经商者，多从海路；至陆路方面，除经商者外，还有一种移民的性质。当阿拉伯阿密亚王朝时代，有许多十素派的信徒及阿里（Ali）的后裔，因不堪阿密亚王朝的压迫，皆逃至中国境内，后来竟永久的居留在中国境内了。

旅居中国的回教徒人数日渐增多，自然的会与中国人发生婚姻，及其他一切的世俗关系，如《资治通鉴》中记：

初，河西、陇右既没于吐蕃，自天宝以来，安西、北庭奏事及西域使在长安者，归路既绝，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……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，或四十余年，皆有妻子，买田宅，举质取利，安居不欲归；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，凡得四千人……胡客皆诣政府诉之，泌曰……岂有外国朝贡者十余年不听归乎？今当假道于回纥，或自海道，各遣归国。有不愿者当于鸿胪自陈，授以职位，给俸禄，为唐臣……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，泌皆分隶神策两军。王子、使者，为散兵马使或押牙，余皆为卒……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，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。

这些胡客，既然是西域各国的使臣，并且欲假道于回纥，或自海道遣归，当然有许多回教徒在内。他们有妻子，有田宅，并且还有治生之道——举质取利。其与中国人的关系，可想而知。他们既长久的居住于中国，则受中国人所同化，也是必然的事，甚至攻读中国的儒书，以考取科第。在唐宣宗时，即有回教徒李彦昇考取进士的事，《全唐文》陈黯《华心》篇中纪李彦昇登进士第谓：

大中初年（西纪八四七年）大梁连帅范阳公（即汴州刺史宣武节度使卢钧）即大食国人李彦昇属于阙下。天子诏春司考其才，二年，以进士第名显，然常所宾供者不得拟……

唐代进士很难考取，盖须通五经、明时务，且登第之后，亦最为荣誉，往往有读书终生，须发尽白，尚不能及第。李彦昇竟以一回教徒而登进士第，其对中国学问研究之深，可想而知。

李彦昇的名字也是华名，必另有一亚伯拉的名字，因欲在中国考取科第，不得不改用华名；或是他的祖先居留中国日久，早就改从华姓与华名了，此在宋元之时期更多。

在唐代除李彦昇以外，回教徒读中国书应试及第者颇多，惟其姓名传后世者甚少，如钱易《南部新书》中记：

大中以来，礼部放榜，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，亦谓曰榜花。

所谓色目人，即塞外人，乃西域人的总称。色目人中定有许多回教徒在内，是无疑的。

唐代回教徒与中国政治关系，亦颇复杂，亚拉伯与中国正式通使节是始于永徽二年（西纪651年），自此以后，亚拉伯使臣来中国朝贡者，史籍中记载颇多。

唐初亚拉伯统一内部之后，即向外发展，首当其冲者，则为波斯。波斯为亚拉伯所败，波斯伊嗣侯曾于贞观二十一年（西纪647年），遣使至中国求援，唐太宗给波斯王的诏书中说：

国君相救，理固然矣！然朕自贵大使之口，得闻亚拉伯族为何等人，其风俗习惯，其信仰宗教，其首领之品格，皆甚详尽。人民如斯之忠信，首领如斯之才能，焉有不胜之理乎？尔其慎修德谨行，以博彼等之欢也。

康国为亚拉伯所侵略，亦来中国称臣求援，太宗曰：“朕恶取虚名，害百姓，且康臣我，缓急当属同其忧，师行万里，宁朕志耶！欲不受。”

以唐初贞观之盛，对此新兴的回教国家，亦不敢用兵；想唐太宗对于亚拉伯的情形，必然是深知洞悉，故不敢妄动干戈。

至西纪八世纪初，亚拉伯又侵略葱岭以西诸国，伊拉克总督哈嘉智遣屈底波及摩哈美德、依实喀锡姆二将进征中国，于西纪七一五～七一七年（唐玄宗开元三年至五年）葱岭以东的喀什葛尔，亦被屈底波所攻陷。葱岭以西的康国、安国、俱密国，吐火罗等国，皆于贞观年间，为中国的蕃属；因被亚拉伯人所侵略，不堪压迫与虐待，俱上表请中国援助，以驱逐亚拉伯人的势力。

《册府元龟》中所载开元年间，安国、康国求援的表文如下：

七年（西纪719年）二月安国王笃隆波提遣使上表论事曰……自有安国以来，臣种类相继作王不绝，并军民等亦赤心奉国，从此以来，彼大食贼，每年侵扰，国土不宁，伏乞天恩滋泽，救臣苦难，仍请勅下突厥施令救臣等。臣即统领本国兵马，计会翻破大食，伏乞天恩，依臣所请……

同年（开元七年）同月，俱密国与康国，亦皆有同样的求救表文。至开元十五年（西纪727年）吐火罗国亦上表求援，其表文中谓：

吐火罗叶获遣使上言曰：奴身罪逆不孝，慈父身被大食统押，应彻天聪，颂奉天可汗进旨云，大食欺侵我，即与你气力；奴身今被大食重税，欺苦实深，若不得天可汗救活，奴身自活不得，国土必遭破散，求防守天可汗西门不得！伏望天可汗慈悯，与奴身多少气力，使得活路……

在开元二十九年（西纪741年），石国王伊吐屯屈勒亦遣使上表求援，谓：

奴自千代以来，于国忠赤，只如突厥骑施可汗，忠赤之中，部落安贴；后背天可汗，垂底大起，今突厥已属于天可汗，在于西头为患，惟有大食，莫踰突厥。伏乞不弃突厥部落，讨得大食，诸国自然安贴。

可是唐朝在开元年间，已不若贞观时之强盛，故对这些求援诸属国，皆无实力的援助，仅慰遣来使而已。

中国军队与亚拉伯军队的直接接触，是在大宝十年（西纪751年）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讨石国，斩其王车鼻施，西域诸国不服，乃乞兵于亚拉伯，攻恒暹斯域。高仙芝军大败，《新唐书·西域传》中记：

天宝初，封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，赐铁券。久之，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劾其无藩臣礼，请讨之。王约降，仙芝遣使护送至开远门，俘以献，斩阙下，于是西域皆怨，王子走大食乞兵，攻恒暹斯域，败仙芝军，自是臣大食……

《旧唐书·李嗣业传》亦记：

初仙芝给石国王约为和好，乃将兵袭破之，杀其老弱，虏其丁壮，取金宝瑟瑟驼马等。国人哭号，因掠石国王，东献之于阙下，其子逃难奔走告于诸胡国。群胡忿之，与大食连谋，将欲攻四镇。仙芝惧，领兵二万深入胡地，与大食战。仙芝大败。会夜，两军解，仙芝众为大食所杀，存者不过数千……

在此役中，中国人被亚拉伯掳去者甚多，杜环即为俘虏之一。他居亚拉伯十余年，于肃宗宝应初年（西纪762年）方得随商船由海路归广州。他曾将他在亚拉伯的所见所闻，写了一篇《经行记》。在此记中，谓与他们同时在亚拉伯的，尚有汉匠作画者京兆人樊淑、刘泚，织络者河东人乐环、吕礼。可见在此役中，中国人之被俘虏者必然很多。

玄宗末年，安禄山叛，两京沦陷，代宗曾借西域各国兵士收复两京，亚拉伯亦皆出兵中国，帮助中国勘定安史之乱，《册府元龟》中记：

至德二年（西纪757年）九月，元帅广平王领朔方，安西、回纥、大食兵十五万，将收西京……十二月贼军大溃，余军入城中，嚣声辄夜不止。癸卯，元帅广平王整军容入长安，中军兵马使濮固怀恩领回纥及南蛮、大食等，从城南过浐水东下营。

由此可见回教徒在唐代，与中国政治上及经济上的关系，是何等的密切与繁复了。

二、回教徒在宋代

回教徒与中国商业上的关系，至唐而渐盛，至宋乃登峰造极，因宋代对海外贸易颇加奖励，如《宋史》中记：

雍熙中（西纪984～987年）遣内侍八人赍勅书金帛，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商。

其奖励的方法，甚至有以官爵授与外商者，如：

绍兴六年（西纪1136年）知泉州连南夫奏请，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，抽解物货。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，补官有差，大食蕃官啰辛贩乳香，值三十万缗，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，收息钱九十八万缗，各补承信郎，闽、广舶务盐官抽买乳香，每及百万两转一官。

宋代之所以要奖励贸易，是在增加税收，以充国用，如：

绍兴七年（西纪1137年）上谕：市舶之利最厚，若措置合宜，所得动以百万计，岂不胜取之于民，朕所以留意于此，庶几可以宽民力耳。

绍兴十六年（西纪1146年）上谕：市舶之利，颇助国用，宜循旧法，以招徕远人，阜通货贿。

宋代既奖励外商来中国贸易，则外商（包括诸回教国商人）之来中国者，较之唐时，必更多若干倍。每年十月外商返国之时，中国官府，皆须设宴为之送别，如《岭外代答》中记：

岁十月，提举市舶司，大犒蕃商而遣之。

《桯史》中亦记：

常因犒设，蕃人大集。

这也是奖励外商来华贸易的方法之一，因当时财政困难，市舶之利，乃是国家的重要收入，不得不有种种奖励的方法。尤其是在南渡以后，国家财政更是要依赖海税收入来维持。海税收入之大，动以百万计，不但现在如此，在以前亦复如此，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中记：

海舶岁入，象犀、珠宝、香药之类，皇佑中五十三万有奇。治平中增十万，中兴岁入二百余万缗。

两浙、闽、广三市舶司，岁抽及和买约可得二百万缗。

海舶收入既如此丰，则主其事者，必定会有中饱舞弊及刮掠外商等事发生，如《乾隆泉州府志》中记：

先是海商货至，官竞刮取，命曰和买，实不给一缗，于是商舶滋少，供贡缺绝。

据亚拉伯商人所传，呼罗珊（Khorssan）商胡，在广东与官市使争市价，怒其强买，曾亲往长安，告其不法。中国官吏的刮掠，外商多裹足不前，一时海外贸易大减，而国家的岁收亦骤形减少。为恢复国家财源之收入计，乃有宁宗开禧三年（西纪1207年）取缔刮掠外商的禁令。

……照条抽解和买入官外，其余货物，不得毫发拘留，巧作名色，违法抑买，如违许蕃商越诉，犯者计脏坐罪。

海外贸易既盛，则中国钱币亦流至海外各国，为各国所通用。但当时海外各国输入中国者，多以香药、珠玉、象牙、犀角为主；而中国输出者，则以金、银、铜钱、绢、瓷器等为主，致中国的金、银、铜钱，如现在的白银一样，源源流至外国，在国内乃发生钱荒，《郡国利病书》中记：

南渡以后，经费困乏，一切倚办海舶，岁入固不少，然金、银、铜、锡、钱币亦用以漏泄外境，而钱之泄尤甚。

元丰以后（西纪1078年），公私上下，并告乏钱，百货不通，人情窘迫，谓之钱荒。……夫铸钱禁铜之法旧矣，令敕具载，而自熙宁七年，颁行新敕，删去旧条，以此边关重车而出，海舶饱载而回，闻治边州军钱出外界，但每贯征收税钱而已。钱本中国宝货，今乃与四夷共用……又置市舶于浙、于闽、于广，舶商在来，钱宝所由以泄，是以自哈安门以下江海，皆有禁……

钱荒的情形，竟至“百货不通，人情窘迫”，其严重可想而知。中国钱币的外流，在唐代也就有了，当时也曾禁止出口。至宋代因海外贸易繁盛，流出更多，后虽加以禁止，惟“禁令虽严，然奸巧愈密，其弊卒不可言”。至愈弄愈穷，甚至影响于国家之大局。

宋初，回教商人及其他外商居留中国者，皆聚居于一处，如《萍州可谈》中记：

广州蕃坊，海外诸国人聚居，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，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，蕃官为之，巾袍履笏如华人……饮食与华同，或云其先波巡尝事瞿昙式，受戒勿食猪肉，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。又曰：汝必欲食，当自杀自食，意谓使其割己肉自啖。至今蕃人，非手刃六畜则不食，若鱼鳖则不问生死皆食……

到了后来，则渐与中国人杂居，如《桯史》中记：

番禺有海僚杂居，其最豪者蒲姓……岁益久，定居城中。

此在宋人著作中记载颇多，当时回教徒及其他外国商人的豪富，并不亚于现在海上的洋商，《岭外代答》中记：

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，莫若大食国。

《桯史》中记亚拉伯商人蒲姓的豪富，谓：

其挥金如粪土，舆皂无遗，珠玑香次，狼籍坐上，帷人曰：此其常也。

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亦记：

宋时蕃商巨富，服饰皆金珠罗绮，器用皆金银器皿。

顾氏书中又引苏辙《龙川略志》所记辛押陁罗之豪富，谓：

蕃商辛押陁罗者，居广州数十年矣，家资数百万缗。

辛押陁罗即为亚拉伯的回教商人，《宋史·外国传》大食条中，并记其欲助修广州城事，谓：

熙宁中，其使辛押陁罗乞统察蕃长专司公事，诏广州裁度，又进银钱助修广州城，不许。

辛押陁罗请求助修广州城虽未许，但在宁宗嘉定四年（西纪1211年）泉州城的修筑，则由外商——回教徒出资修理，明阳思谦《泉州府志》中记：

嘉定四年，守邹应龙以贾胡簿录之资，请于朝而大修之，城始固。

藤田博士并宋南宋林湜为泉州晋江县时，得泉州诸蕃之助，造沿海警备战舰，亦可见当时外商之富力及与中国之关系了。

唐代，外商在中国即享有一部份的治外法权，到了宋代亦复如此，《萍州可谈》中记：

蕃人有罪诣在广州鞫实，送蕃坊行遣……徒以上罪，则广州决断。

在《宋史》中，关于处置外人犯罪的记载颇多，《张朂之传》中有：

夷人有犯，其酋长得自治，而多惨酷，请一以权法从事。

《王涣之传》中有：

蕃客杀奴，市舶使据旧比，止送其长杖答，涣之不可，论如法。

《汪大猷传》中有：

故事，蕃商与人争斗，非伤折罪皆以牛犊，大猷曰：安有中国用岛夷俗者，苟在吾境当用吾法。

这里所谓蕃商，实回教徒居其多数，盖当时代海上贸易之权，完全为回教徒所独占。

回教徒与中国人通婚之事，到了宋时亦更多，《萍州可谈》中记：

元祐间，广州蕃坊刘姓人娶宗女，官至左班殿直，刘死，宗女无子，其家争分财产，遣人挝登闻鼓，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，因禁止，三代须一代有官乃得娶宗女。

可见宋时对于中外通婚之事，并无限制。宋会要绍兴七年（西纪1137年）：

大商蒲亚里者，既至广州，有右武大夫曾讷，利其财，以妹嫁之，亚里因留不归。

想当时如曾讷这样的人，亦并不在少数，而回教徒的妇女，嫁与中国人为妻妾者亦多，如《萍州可谈》中又记：

乐府有菩萨蛮，不知何物，在广州见呼蕃妇为菩萨蛮，因识之。

菩萨蛮乃“Bussurman”的译音，而Bussurman又由Mussulman而来，其字源出于亚拉伯语Muslin，《元史》作“木速鲁蛮”，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作“铺速满”，《北使记》作“没速鲁蛮”，皆是此字的异记。

宋代，回教徒在中国读书应试者，较唐时更多。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记：

海獠多蒲姓及海姓，渐与华人结姻，或取科第。

所谓海獠，乃是自海上来华通商之南蛮人的总称，回教徒居其多数，其姓‘蒲’者，必为回教徒无疑。在《宋史·大食传》中，亚拉伯的贡使，多为“蒲”姓，如开宝九年（西纪976年）的蒲希密，太平兴国二年（西纪978年）的蒲思那，至道元年（西纪995年）的蒲押陁黎，景德元年（西纪1004年）的蒲加心，天禧三年（西纪1019年）的蒲麻勿陁婆离，嘉祐中（西纪1056～1603年）的蒲沙乙等皆是“蒲”姓，是由Abu的读音而来；而亚拉伯的人名之前，多加Abu一字。中国读其音为“阿蒲”，后省其“阿”，则视为“蒲”姓了。

宋时各地所设立学校，亦皆允许外人子弟入学，如龚明之《吴中纪闻》中纪程孟师熙宁间（西纪1068～1077年）和广州政绩谓：

……大修学校，日引诸生讲解，负笈而来者相踵，诸番子弟皆愿入学。

宋代，不但各地所设立的学校，允许外人入学，并且还有专门为外人设立的学校，以教育外人，如蔡绦铁《围山丛谈》中记：

大观政和之间（西纪1107～1117年）天下大治，四夷响风，广州、泉州请建番学。

这些番人中，当然大部份是回教徒，盖自西纪八世纪至十五世纪，在此数百年间，中国对西方的海上贸易，完全操之于回教徒手中；而亚拉伯武力所及之处，多改奉回教，故当时来中国经商者，可以说完全是回教徒。

宋末蒲寿庚、蒲寿岁兄弟，均曾为中国官吏，蒲寿岁知梅州有惠政，并且还善作诗，有《蒲心泉学诗稿》，可见宋时回教徒读书应试及研究中国学问者必甚多。

自唐代以来，回教徒之居留中国北方者即多，在唐代则以国都长安为中心，在宋代则以国都开封为中心。宋室南迁之时，北方大乱，居于中国京城的回教徒，亦皆随宋至而迁至江南，《西湖游览志》中记：

先是宋室徙跸，西域夷入安插中原者，多从驾而南……

又志余中记：

锁懋坚，西域人，其先扈宋而南渡，遂为杭人。

在中国的回教商人，不但豪富，而其势力亦颇强大，如蒲寿庚、蒲寿岁兄弟居泉州时，南海一带，海贼猖獗，后袭泉州。寿庚与寿岁曾帮助中国官府，击退海贼。后元人攻陷临安（杭州），景炎地至闽（西纪1276年，即至元十三年），授蒲寿庚以福建广东招讨副使之职，兼统闽、广海舶，即希望寿庚援助，以恢复已失的江山；但蒲寿庚知宋室大势已去，并未为宋室尽力。

后来宋室因船舶军资，皆感不足，于是在泉州强征寿庚的海舶与资产。寿庚大怒，乃投降于元；而景炎帝不得不离闽赴粤，宋室天下，至此亦无恢复的希望。在景炎帝二年（西纪1277年，即至元十四年）七月，张世杰乘元军离闽之时，曾急攻蒲寿庚于泉州。当时泉州为南宋外宗正司所在地，宋宗室居于此者有数千人，欲响应张军，皆被蒲寿庚所屠杀。

后蒲寿庚又为元人招致海南各国，故极得元人所优遇，因之蒲姓子孙在闽的势力颇大，泉人避其薰炎者八十余年。直至元亡之后，蒲姓在闽的势力方衰。

在北方，辽金与亚拉伯之贡使往来，《辽史》中曾记与亚拉伯联姻事：

开泰九年冬十一月壬寅，大食国进象及方物，为子册割请婚。太平元年三月，大食王复遣使请婚，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。

后耶律大石西迁至中亚细亚，契丹人、女真人（即元时称之曰汉人），随之西去者亦多，如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中记邪米斯干城（即撒马尔罕）的情形谓：

城中常十余万户，国破而来者，存者四之一，其中大多回纥人（泛指回教徒而言），田园不能自主，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（即西夏人）等，其官长亦诸色人为之，汉人工匠，杂处城中。

回教著作家依宾爱儿阿梯儿（Ibnel Athir）记西辽征服土耳其斯坦的情形如下：

西纪一一二八年（宋高宗建炎二年），秦国（Sin即中国）葛尔罕（Garkhzar）号“跛者”（即耶律大石），率领大军至喀什噶尔边境，喀什噶尔阿合马（Abmed）……兵败而死。葛儿罕抵土耳其斯坦时，见境内已有本国人甚多。葛尔罕至，秦人皆通款降附，葛尔罕因之得征服土耳其斯坦全境。

葛尔罕后率兵征马瓦拉痕那儿（Maeramabar），其地君长为马莫德（Mahmud），摩哈美德之子也……西纪一一三七年勒墨藏月，两军持战，马莫德军败，遁归撒马儿罕传檄全国，又遣使……檄所有回教徒，集合全力，以抗异。……奉回教诸国，皆遣军来援……西纪一一四二年两军大战，回教徒之军大溃……自是以后，契丹人及突厥人立国于马瓦拉痕那儿，葛尔罕卒于一一四三年，其女嗣位，不久即卒，葛尔罕妻嗣位，后乃传之其子摩哈美德（Mobammed）。

按摩哈美德，回教徒极普通的名字，耶律大石之子亦用此名，想亦改奉回教，且在《辽史》中谓大石死后，“子幼，遗诏以妹普速完权国称制，……在位十四年”，普速完亦类似回教的名字，大概因西辽的百姓都是回教徒，为便于统治起见，或者也改奉回教了。

西辽既建国于土耳其斯坦，则其与报达哈里伐政府的关系，当亦更密切了。

三、回教徒在元代

元代崛起于蒙古，武力最盛，蒙古人铁蹄所到的地方，皆要受其蹂躏与屠杀，西亚回教各国人民遭其屠杀者，动以万计。本来成吉思汗在征服西辽旧地以后，并不预备西征，曾修书于花剌子模，请保界通商，花剌子模王也答应了。后来成吉思汗派了四百多人（都是畏兀人）随同西域商人到西域去购买货物，花剌子模人说是蒙古的奸细，尽数杀掉，只逃脱一个人，跑回去报告成吉思汗。成吉思汗大怒，乃起兵攻打西亚诸回教国家，因此，西亚诸回国，乃被蒙古人所灭。

亚拉伯到了西纪十世纪以后，非常衰落，又回到回教未兴以前的獉狉状态。元宪宗三年（西纪1253年）旭烈兀率郭侃西征，只几年的工夫，亚拉伯就被元人所征服了。《元史》中纪征服报达时的情形如下：

……至报达，西戎大国……侃兵至，破其兵力七万，屠西域，又破东域……城破，哈里伐算滩……乃自缚，诣军门降，其将纣答尔遁去，侃追之……获纣答尔斩之，拔三百余城，又西行三千里，至天房……巴尔算滩降，下其城一百八十五。

又刘郁《常德西使记》中亦记：

七年（西纪1257年）丁巳岁，取报达国……王师至城下，一交战，破胜兵四十余万。西域既陷，尽屠其民，寻围东城，六日而破，死者以数十万，哈里伐以舸走，获焉。

回教徒之遭元屠杀，其惨状可见一般。

元人在征服西亚诸国以后，方转兵东征，扫灭中原。在东征的军队中，各族人都有，回教徒尤占多数。

宋室偏安汴南，其势虽敌不过元人，但宋室善水战，而元人所统率的军队，是西北各民族混合组成的，只知陆战，不谙水战，所以要消灭宋室，也要费相当的力量与时间；然而元人却利用蒲寿庚、蒲寿岁兄弟的力量，将宋室消灭了。蒲寿庚当时曾总管东南沿海一带海舶，海上势力颇大，所以能消灭宋室；而蒲寿庚之降元，不但与宋元势力的消长大有关系，且一方面可以利用蒲寿庚在海上的势力，以镇压东南沿海一带的反元势力；一方还利用他以招致南海诸国臣服于元，如《元史·董文炳传》中说：

昔者泉州蒲寿庚以城降，寿庚素在市舶，谓宜重其权，使为我扦海寇，诱诸蛮臣服，因解所佩金虎，符佩寿庚矣！惟陛下恕其专擅之罪，帝大嘉之。

蒲寿庚之见重于元，可想而知，所以有元一代，蒲姓在闽的势力颇大，泉人避其薰炎者八十余年。

回教徒随元军来中国的，或经商来中国的，皆久居中国不返，故周密说：

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，江南尤多。

《明史·西域传》中亦谓：

元时，回回遍天下。及是，居甘肃者尚多。

据Cderic说，当时居于杭州的回教徒，占全市民人口二十分之一，约四十万家，这或者有点儿言过其实，但亦可知当时居于杭州的回教徒是很多。

先是，宋室徙跸，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，多从驾而南。元时内附者，又往往编管江浙、闽、广之间，而杭州尤夥，号色目种，隆准深眸，不啖豕肉，婚姻丧葬不与中国通，诵经持斋，归于清真。

在《至顺镇江志》中载，当时镇江的人口是三千八百四十五户，而回回即有五十九户，一万零五百五十口中，即有回回三百七十四口，二千九百四十八驱（孑身无家之人）中，即有回回三百一十驱。在罗哥孛罗游记中，亦皆谓中国各地莫不有回教徒的足迹。

元代，回教徒来中国贸易者亦多，如《至正集》所录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中记：

西域大贾擅水陆利，天下名城区邑，必居其津要，专其膏腴。

可见回教商人，在中国通都大邑经商者，也不亚于现代的西洋人。且元初于平定江南之后，也曾努力恢复海外贸易，如至元十八年（西纪一八二一年）八月诏行中书省唆都，蒲寿庚等曰：

诸蕃国列居东南岛砦者，皆有慕义之心，可因蕃舶商人，宣布朕意，诚能来朝，朕将宠礼之，其往来互市，各从所愿。

《元史·食货志》亦有：

至元十四年，立市舶司一于泉州，令忙古解领之，立市舶司三于庆元、上海、澉浦，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，每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；及次年回帆，依例抽解，然后听其货卖。

于是南海诸国如占城、马八儿等回教国家，皆先后来中国贸易，也渐渐恢复宋时海外贸易的盛况。

回教徒在元代入住于中国者更多，因为元统一欧亚，回教徒随元人来中国者，多至不可以胜计，故在中国做官者亦多，如王礼所说：

惟我皇元，肇基龙朔，创业垂统之际，西域与有劳焉，洎于世祖皇帝，四海为家，声教所被，无此彼界，朔南名利之相往来，适千里者如在户庭，之万里者如出邻家，于是西域之仕于中朝，学于南夏，乐江湖忘乡国者众矣，岁久家成，日暮途远……一视同仁，未有盛于今日也。

王氏所言，诚非虚语。

元代分人民为四种，一为蒙古人，二为色目人，三为汉人，四为南人。所谓色目人，即指属于蒙古人之西域各民族的人民而言；汉人即以前的金人，是指居于黄河流域一带的中国人而言；南人即宋室遗民，是指居于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的中国人而言。色目因有功于元，故极受元人的优遇。

元代自延祐初年（西纪1314年）举行科举，色目人每次登进士第者，辄有数十人，至少也有十余人，中间虽经废除，然举行者犹有十五六科，故色目人之“仕于中朝，学于南夏”者实在很多。且蒙古人之征服中国，因色目人之功劳颇大，故色目人之待遇，也与蒙古人同，而汉人与南人则望尘莫及，如《元史》中记：

各道廉访使，必择蒙古人为使。或缺，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。

在《元史》中，关于此种记载颇多，到处都可以发现。当时的重要官职，除蒙古人外，即以色目人为最得势。在元世祖建元以后，所任命的丞相中，非蒙古者只有十六人；而此十六人中，色目人即占其十二。

所谓色目，乃是当时公牍中所用的名称，在普通的著述中，多用“西域”二字。西域各国葱岭以西的，可以说是完全信奉回教；葱岭以东的，亦有许多已改奉了回教，故在色目人中，回教徒亦不在少数。

元代回教徒的闻人颇多，在《元史》中有专传者，约数十余人。今列举如下：

扎八儿火（《元史》卷一二〇）、曷思麦里（《元史》卷一二〇）、阿剌瓦而思（《元史》卷一二三）、赛典赤赡思丁（《元史》卷一二五）、纳速剌丁（同上赡思丁子）、忽辛（同上赡思丁子）、怯烈（《元史》卷一三三）、爱薛（《元史》卷一三四）、撤吉思（同上）、察罕（《元史》卷一三七）、彻里帖木儿（《元史》卷一四二）、赡忠（《元史》卷一九〇）、纳速剌丁（《元史》卷一九四）、迭里线宝（《元史》卷一九六）、阿老瓦丁（《元史》卷二〇三）、亦思马因（同上）、阿合马（《元史》卷二〇五）

在《新元史》中尚有：

牙剌洼赤（《新元史》卷一三三）、哈贝哈心（《新元史》卷一三一）、库尔古司（《新元史》卷一五〇）、也速（黑）迭儿（《新元史》卷一五一）、乌马儿（《新元史》卷一五五）、倒剌沙（《新元史》卷二〇四）、弈赫抵雅尔丁（《新元史》卷二一四）、获独步丁（《新元史》卷二三三）、穆鲁丁（同上）、海鲁丁（同上）、萨祁剌（《新元史》卷二三八）、丁鹤年（同上）

此外在元史中无传者尚有：

乌巴都那。福扎剌鲁丁，父亲福的哈鲁丁，并封吉国公，宰相表大德十一年，乌巴都那参知政事。

赡思丁。一作苦思丁，集贤大学士，提纲回回司天台事，子布八，元统二年为秘书卿。

雅老五实。燕京大断事管，子阿里伯，一作阿里别，行省宰相表至元十三年，阿里伯以江淮平章政事行省于怀东，十七年十二月坐法死，后谥忠杰。

马合麻。姓不花剌氏，洪城屯卫百户，子撒的迷失，孙阿合麻，并赠咸阳郡公，曾孙买述丁，中政院使海道万户府达鲁花赤。（见《朱德润集》。）

哈八兀。以丁为氏，祖迷儿阿里，父勘马剌丁，子慕马，元统年进士。（见《癸酉进士录》。）

乌马儿。回回阿里马里人，曾祖阿撒，祖本八儿沙，父阿思兰沙。（见《元统癸酉进士录》。）

阿都剌。回回黄马里人，曾祖丁答木丁，祖阿里，父酒不丁。（见《元统癸酉进士录》。）

穆古必文。回回氏，曾祖沙的，祖祈都，父捏古伯。（见《元统癸酉进士录》。）

剌马丹。回回氏，曾祖伯八剌黑，祖马合谋，父哈里丁。（同上。）

剌马丹。于阗氏，亦回回人，祖兀尔别，父迷的阿里，剌马丹字勘马拉丁，以字行，为广海盐课司提举，子二，沙不剌丁，次哈八赤，佥浙（西辽察司事）。

耶尔脱忽。回回古速鲁氏（按“古”或为“木”字之误，即木速鲁蛮。（见《危素集》，又作回纥。）

别罗沙。西域别朱八里人氏，曾祖木瓦剌，祖别鲁沙，父苦思丁，其母回回氏，其妻答失蛮氏，亦回回人。

节显儿的。木速蛮氏，大德十一年官祕书少监。（见《祕书志》。）

脱颕。木速鲁蛮氏，曾祖远哥，祖囊加台，父教化的。（《元统癸酉进士录》。）

木八剌吉。回回人，至元六年祕书卿。（见《祕书志》。）

也速兀兰。阿鲁混氏，亦称阿尔浑氏，亦称阿拉温氏，领天下诸匠弓矢炮手（按即回回炮手总称）。

哈散。阿鲁温氏，礼部尚书，宰相表皇庆元年平章政事，阿散升左丞相，延祐七年四月罢。

理熙。阿鲁温氏，至元四年祕书典簿。（《祕书志》。）

达理于实。阿鲁温氏，字寿之，至元二年怯里马赤。（《祕书志》。）

伯笃鲁丁。答失蛮人，字至道，至元元年官祕书太监。（见《祕书志》及元时选王逢称为鲁至道。）

哲马鲁丁。回回人。（见《元诗选》。）

别里沙。回回人，字彦诚，见《元诗选》，与别罗沙异。

亦都忽立。别吉林公，后改信佛教。

高克恭。字意敬，号房山，其先西域人，后居燕京，官刑部尚书。（见苏天爵《元文类》，夏文彦《图绘宝鉴》。）

买闾。西域人。祖哈只，家上庆，父亦不剌金。买闾，字兼善，嘉兴儒家教授（见《王逢集》）。

马九皋。回纥人，以字行，弟九霄。（见杨朝英《太平乐府》及陶宗仪《书史会要补选》。）此回纥即回回。

丁野夫。回纥人。（见《图绘宝鉴》。）

木撒肃。崇仁县达鲁花赤。（见吴澄《文正集》，按：《辍耕录》木楔非为回回人小名。）

溥博。西域阿鲁温人，曾祖哲立里，祖道吾，父剌哲。溥博本名道剌沙，字仲渊，嘉兴教谕。（见宋濂《銮坡集》。

萨德弥实。田江郡侯，有《瑞竹堂经验方》。（见吴澄《文正集》。）

合剌甫丁。系本合撒尼，父可利马丁，子木人剌沙，哈马丁，阿老天丁，忽赛因。（见《两浙金石志》。）

阿老丁。回回大师建真教寺。（见《西湖游览志》、《杭州府志》。）

吉雅谟丁。字元德，丁鹤年兄，有诗名。

爱理沙。丁鹤年兄，字允中，有诗名。

优机沙。有诗名。

荣僧。字子仁，回纥人，登进士第，官至江浙行枢密经历。

马某沙。回回人，泰定元年知枢密院事及御史大夫。

伯帖木儿。回回人，武宗至元年间武卫亲军都指挥使。

鲁坤。赡思祖父，太宗时，以材授其定济南等路榷课税使。

益福的哈鲁丁。祖名扎剌鲁丁，父名乌巴都剌，子名乌巴都剌，翰林院回回国子学教授。

以上诸人，有的是在中国建功立业的，有的是立言立行，为一代师表的。元人入主中华不及百年，回教徒的闻人竟有如此之多，此不但在中国史上为空前的纪录，即在世界史中，各国亦无此先例。

但以上所举，仍不免挂一漏万。因元代的著作中及史籍中，关于各人的氏系及所属何教，总是含混笼统，分辨不清。有的一概名之曰西域的，有的一概名之曰色目的，有的一概名之曰回纥的，或回鹘的，有的名之曰回回的，有的名之曰畏吾或伟兀的，有的名之曰阿鲁浑的，有的名之曰答失蛮的。在当时的习俗，对回教徒虽多称之为回回，但在公牍或文人的著作中，多改回回为回纥，或改为西域，或改为色目，使后人无从分辨，致前所举者仍不能尽详。

在上列诸人中，最奇者是赛典赤赡思丁父子、丁鹤年、赡思诸人。《元史·赛典赤赡思丁传》中谓：

（至元十一年）拜平章政事，行省云南……云南俗无礼仪，男女往往自相配偶，亲死则火之，不为丧。祭无秔稻桑麻，子弟不知读书，赛典赤教之拜跪之节，婚姻行媒，死则为棺槨奠基；教民播种，为陂池以防水旱；创建孔子庙、明伦堂，讲经史，授学田，由是文风稍兴……西南诸夷，翕然款附……制衣冠袜履，易其卉服草履，酋皆感悦。赛典赤居云南六年，至元十六年卒，年六十九岁，百姓巷哭，葬鄯阐北门……

赛典赤赡思丁是一个回教徒，他在太祖西征的时候，才投降于元。但他入仕中国之后，竟以中国的礼俗去教化云南人及西南诸夷，并且还建孔子庙、明伦堂，讲经史，完全以儒家的办法，去教化云南人，使云南由野蛮而变为文明。这总是空前少有的事。

回教徒是最反对跪拜与棺椁祭奠的，但赛典赤赡思丁到了云南以后，不但不反对，且大加提倡。他的治理云南，一切皆采用中国的礼俗，可见他对于中国文化，是何等的崇拜了；而他本人受中国文化的陶冶，又何等深切了。

赡思丁有五个儿子，第三个儿子叫忽辛，颇有父风。赡思丁在云南所置的学田，后来都被僧徒占去，经忽辛力争，又从僧徒手中追回，并令郡邑遍立庙学，选文学之士为教官。因之，云南的文风大兴。像这样的事，就是以一个中国人来做，也就够令人钦佩的了，何况入仕中国不久的回教徒——赡思丁父子竟做出这样轰轰烈烈的事来，实在是十古难得的。

丁鹤年也是一个回教徒，他到中国亦不久。他的父亲叫职马录丁，他的哥哥，一个叫吉雅谟丁，字元德；一个叫爱理沙，字允中，皆有诗名。丁鹤年不但诗作得好，文章也写得好，日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三经，也是一个儒学。家此外，他对于算数、导引、方药等事，也皆有深切的研究。但他晚年却笃信佛教，这也是一件极大的奇事。回教徒的信仰绝坚，但丁鹤年的信仰，却由回教而转到儒教，又由儒教而转到佛教，一再变迁；这在回教徒中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的。

丁鹤年晚年笃信佛教，主要的原因，或者是受着环境的影响。因他正生在元明交替的时代，不得不如此以保全他的名节与生命；惟他对于父母的丧葬，皆采用中国的习俗，而抛弃其本来的习俗了。戴良《高士传》中记：

鹤年父武昌公死时，鹤年年甫十二，已屹然如成人。其俗素短丧，鹤年以为非古训，乃服斩三年；及夫人捐馆舍，鹤年哀毁尽癯，盐酪不入口者五年。

乌斯道《丁孝子传》中说：

鹤年避地二十余年，兵后还武昌，访生母葬地，自秋至冬，偏询莫知者。鹤年作母主，早暮拜母主前，求五旬有报。拜至七日夜，梦母氏出高堂中，以恸即寤。晨起，邻老杨重者至云：吾昨夜梦子之母氏，堂宇间自内出，以酒肉见赐。鹤年以梦母与邻老同，试即其地物色之，见平陆土有降下者，意谓吾闻母葬时无棺椁，上覆败舟板，人与板腐尽乃尔。遂陈酒肉以祭。祭罢，断其土，骨果见，然恐他墓偶有同者，复啮指血骨上，良久抆去，血骨通变茜色，乃将骨棺敛葬是乡，鹤年卢墓终身。一时论者，咸称为孝子。

服斩三年，此乃中国古制，拜母主、酒肉陈祭、血骨棺敛等，也是中国的习俗，而非回教的习俗。元代回教徒受华化之深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丁鹤年有姊名月娥，寇陷武昌时，抱其女与诸妇女一同投江而死，后父老以“十节同志死，不可异圹，乃作巨穴，同葬焉，题其名曰十节墓。其弟鹤年，相与树碑墓下，以昭节行。”《明史·烈女传》中亦有传。月娥颇有才学，丁鹤年幼时读书，皆月娥所口授。

赡思字得之，是元好问的再传弟子。他不但对于中国经史各书的根基很深，就是关于天文、地理、水利、律数等学问，亦皆有深切的研究，并有许多著述。他一生有著作十余种，文集三十卷，惜皆失传，仅存《重订河防通议》一书。他的为人颇耿直，多言人所不敢言，行人所不敢行的事，《元史》中记其一生事迹谓：

……泰定三年诏以遗逸征至上都，见帝于龙虎台，眷遇优渥。时倒那沙柄国，西域人多附焉。赡思独不往见，倒那沙屡使招致之，即以养亲辞归。天历三年，召入为应奉翰林文字，赐封奎章阁……诏预修《经世大典》，以议论不合求去……至正四年，除国子学博士，丁内艰不赴。后至元二年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，即上封事十条，曰法祖宗，揽权纲，敦宗室，礼旧勋，惜名器，开言路，复科举，罢数军，一刑章，宽禁锢。是奸臣变乱成患，帝方虚已以听。赡思所言，皆一时群臣所不敢言者。

……四年，改签浙东肃政廉访司事，以病免归。赡思历官台宪，所至以理冤泽物为己任。平反大辟之狱，先后甚众。

……至正十年，召为袐书少监，议治河事，皆辞疾不赴。十一年，卒于家，年四十有七。

……赡思邃于经，而尤精于易。至于天文、地理、钟律、算术、水利、旁及外国之书，皆究极之。家贫，饘粥或不继，其考定经传，常自乐也。所著述有《四书阙疑》、《五经思问》、《奇偶阴阳消息图》、《老庄精诣》、《镇阳风土记》、《读东阳志》《重订河防通议》、《西国图经》、《西域异人传》、《金哀宗记》、《正大诸臣列传》、《审听要诀》，及文集三十卷，藏于家。

赡思虽生于中国，他的祖父鲁坤，最初入仕于中国，想对于中国文字，定还不大认识；只数十年的工夫，他在中国竟成为一个有名的儒学家。对于中国四书五经研究得这样深切，著作这样的丰富，学问这样的渊博，不但在中国回教徒中要数第一，就是同中国历代的儒者比较起来，亦毫无逊色。

元代中国的回教徒，除赡思、丁鹤年外，以诗文名，以书画名者颇多。据陈垣氏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一文，统计元代中国的回教徒：

儒学家有赡思丁、忽辛、赡思溥博。

佛老家有丁鹤年、亦都忽立。

文家有赡思。

曲家有马九皋。

诗人有萨都剌、丁鹤年、吉雅谟丁、爱理沙、鲁至道、哲马鲁丁、仇机沙、别里沙、买闾。

书家有萨都剌、荣僧、马九皋。

画家有高克恭、丁野夫。

建筑工程家有也黑迭儿、马合马沙父子。

元代中国回教徒之有著作者：

蒲寿晟，《心泉学诗稿》、《心泉诗余》。

赡思，著作十三种，文集三十卷（见前）。

丁鹤年，《丁鹤年集》、《丁孝子诗集》、《皇元风雅》。

高克恭，《房山集》、《高尚书文集》、《高文简公文集》七卷。

萨都剌，《雁门集》、《萨天锡诗集》二卷、《集外诗》一卷、《萨天锡逸诗》、《西湖十景词》。

察罕，《圣武开天记》、《纪年纂要》、《太宗平金始末》。

萨德弥实，《瑞竹堂经验方》。

扎马鲁丁，万年历。

可里马丁，万年历。

元初，因西域各国皆入版图，故所用文字亦颇复杂。元世祖至元六年（西纪一二六九年）以前，尚无蒙古字，皆以汉文及畏吾儿文为主。到了至元六年，方颁行蒙古文字，凡玺书颁降，皆以蒙古新字为主，仍以各国文字为副。

至元二十六年（西纪一二八九年），因与西域交通频繁，又采用亦思替非（Istakhr）文字，置回回国子学，以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为教授，教授回回语。其毕业生即为各官厅的翻译官。至仁宗延祐元年（西纪一三一四年）四月，复置回回国子监，亦思替非文字，乃波斯文字，回回国子学所教习的文字，则为波斯文。回回文字主要的是用于葱岭以西的三藩国，后中央势力大衰，渐失其统驭能力，回回文字也就很少使用，故“回回学士亦省，而亦思替非以待制兼掌之”。

在西北三蕃中，以伊儿汗与回教的关系最为复杂，且与回、耶两教势力的消长，关系亦最大。伊儿汗各王所信仰的宗教如下：

旭烈兀，太祖之孙，破报达，回回教，礼耶教。

阿八哈，旭烈兀子，曾以兵击埃及回教王比拔尔斯，以辅助十字军。

阿鲁浑，阿八哈子，崇耶教，黜回教。

台古塔儿，阿八哈弟，幼曾受耶教洗礼，名尼古拉斯，后改崇回教。

盖喀图，阿鲁浑之弟，奉回教。

贝杜，盖喀图从弟，奉回教。

合赞阿鲁浑之弟，改奉回教，仍优礼耶教。

合尓班答，合赞弟，幼受耶教洗礼，亦名尼古拉斯，后改奉回教。

不赛因，合尓班答子，奉回教。

观此，耶教虽曾得势一时，但其势力，终敌不过回教，故最后回教仍占优势；而蒙古民族，至最后亦皆改奉回教了。蒙古民族改奉回教的最大原因，是在有利于政治上的统治，因其所属的人民，盖全是回教徒，与他教绝不相容，故在政治上，回教各国虽为蒙古人所征服，但在精神上，回教却征服了蒙古人。

四、回教徒在明代

明初，回教徒之建功立业，而为国家所重任者，甚多。如开国元勋常遇春，为中国改治历法的的马沙亦黑（又名吴谅），三保太监下西洋的郑和诸人，对于明室的功绩，也并不小。有明一代，中国回教徒的闻人亦颇多。兹据《清真释疑补辑》中所录，略述如下：

常遇春，江南怀远人，初从刘聚，薄其掳掠，乃借私卒数十归太祖。采石之役以后，颇得信任，与傅友德时号二虎将。寻守溧阳，攻建业，克陈友谅，抚张士诚。洪武元年（西纪1368年），奉命北定中原，破济南，克汴梁，复同徐达合兵，取长芦，克通州，入元都，不戮一人，封府库，吏民安堵，封鄂国公。二年（西纪1369年）下保定、中山、真定，会徐达克太原，山西悉平。七月病卒于军中，追封开平王，谥忠武，赐葬钟山。其子常茂，自少随父居戎幕，参军务，洪武四年（西纪1371年）封为郑国公。

沐英，字文英，江南定远人。八岁遭兵乱，父母没，太祖抚养之，履从征讨有功。洪武十一年（西纪1378年），讨吐蕃、川、藏。十二年平洮州十八族番酋之叛。十三年与傅友德出征云南，破元军，而诸蛮亦皆望风来附，云南悉平。英留镇云南，垦地凿池，通盐井，利商族。二十五年（西纪1392年）卒，谥昭靖，追封黔宁王，子沐春、沐晟、沐昂。

沐春有父风，袭封平西侯，嗣镇云南，善抚士卒，与下同甘苦。洪武二十八年（西纪1395年）越州蛮酋叛，春与都督何福之，共同讨之。三十年破缅蛮，三十一年（西纪1398年）八月卒。

沐晟，袭侯封。永乐三年（西纪1406年），八百大甸酋叛，晟讨平之。四年，讨安南；五年，安南平，封为黔国公。六年讨交趾之乱，后留镇云南，抚绥夷人，恩礼有加，远近化服。

沐昂，洪武十八年（西纪1385年）平缅有功，留镇云南。昂雅性素谦，喜与文士交，卒谥武襄。其子璘，喜读书攻诗，后以都督镇云南，轻财好客，守祖父成规，抚治有方，故夷人皆畏威衔德。

海源善，洪武初为湖广安化县令，甫下车，即倡修文庙，课絃诵，文风丕振。性宽慈，视民如子。仿天方国制，以熟皮为鞭，民有小过，但扑之使知愧而已，因之境内大治，狱无系囚。

铁铉，字鼎石，河南邓州人，由国子生升山东参政，后为山东布征参赞军务。寻进兵部尚书，反抗成祖，故于成祖即位后被擒，触成祖之怒而被杀。（按铉有二女，于铉被杀后发教坊司，女誓不受辱。已而放出，各上诗一律谢恩。其长女诗中有“旧曲听来犹有恨，故园归去已无家。”之句，曾传诵一时。）

平安，回纥人，洪武末，帅守定州。建文三年（西纪1401年）与吴杰拒燕兵，屡败成祖，後闻天下已为成祖所得，遂饮鸩而死。

沙玉，永乐初为河南涉县令，清俭爱民，深得人民信仰。

沙坤瑞，江西余干人。性孝，十六岁丧父，家贫无资，典身以殓。种蔬养母，四时鲜味无缺。母殁负土成坟，庐墓三年，未尝见齿。

沙金，陕西延安人。嘉靖中（西纪1522～1566年）任威茂参事，节法严明，军容为诸边冠，威镇一方，人号沙家军。性朴素，素食布衣，有儒者风。

回谦，江南巢县人，以博雅称一时。宣德中（西纪1426～1435年）任监察御史，后擢庆元府太守，不数年而化行德普，歌颂不衰。

?茂，湖广公安县人，少颖悟，无书不读，下笔数千言，书法尤超妙。性清朴，登天顺甲申科（西纪1464年）进士。廷试时，帝不识其姓，后改为陕。

陈大策，正德中（西纪1506～1521年）官北京后军都督府。时武宗留心诸教，尝面访之，陈进天方国经三十卷，翻译详解，帝大悦。

达云，凉州卫人。万历初（西纪1573年）历官甘肃参将，收复松山，拓地五百里。加太子少保，平青海边患，名震西陲。

赛哈智，天方圣裔，雅度优容，动由礼节，有西汉长者风。守经砥行，以教道自任，钦封世袭咸宁侯。

吴谅，原名马沙亦黑，撒马儿国人也。随西使陈诚来中国。太祖深奇之，命制浑天仪，以正前代得失，授为刻漏博士。所著有《法象书》诸篇。帝特设回回博士科，以官其偕来者；并命刘基、吴宗伯译其经。寻授内灵台太史院。永乐三年（西纪1406年）随驾达燕京，授钦天监五官灵台郎，世袭秋官正职。帝每以长者目之。成祖虽盛怒时，辄取矢诚规谏。其子景忠，袭父职，后裔继承家学，终明之世，俱官天文生，世袭罔替。

王岱舆，江南江宁府上元县人，祖籍天方国。洪武初，其祖入贡金陵，帝召问历法天文，颇能精通，改正从前之谬误，授职钦天监，赐居南京。岱舆世承家学，幼习经文，长读儒书，自六经、《论语》以及周、程、张、朱之学，靡不博习贯通，著《正教真诠》四十篇，刊行于世，为清真教中第一册之汉文著作。

马云衢，字赓宇，云南元江州人。天启间（西纪1621～1227年）官教谕，勤于训课，风俗为之一新。寻选天河县令，颇有廉声，峒番亦皆感服。

以上是根据《清真释疑补辑》中所录，当然也是不完全的。因自元朝以后，回教徒在中国做官的，或在社会中有相当地位的，大都皆讳言自己是回教徒，甚至有出教者。就是到了现在，恐怕也还不免有这种情形。故自元代以后，中国的回教徒，多令人无从分别，至著作中记载亦甚少。

在上录诸人之外，尚有郑和，对明代的功勋颇大。郑和自永乐三年（西纪1406年）至宣德八年（西纪1432年）曾七次奉使下西洋，历三十余国，擒叛王三人，为中国在海外开辟若干殖民地。这在中国历史中，实在是空前的伟举。

现在福建泉州（晋江县）域外回教先贤墓中，尚有《郑和下番路经泉州时行香碑记》。在西安的清真寺中，也有一块碑，碑上载“永乐十一年太监郑和重修”，可知郑和也确是一个回教徒，惟郑和虽奉回教，但他的信仰并不坚，也曾改奉过佛教，《佛说摩利支天经》经后永乐元年（西纪1403年）姚广孝题记中云：

今菩萨戒弟子郑和，法名福善，施财命工，刊印流通，其所得胜报，非言可能尽矣。一日怀香过余，请题，故告以此。

郑和下西洋，他的部下亦大多是回教徒，如马欢及西安清真寺掌教哈三等，也都是回教徒。郑和之所以能建树如此伟大的功绩，与回教的关系颇大。

因为蒲寿庚的降元与屠杀泉州宋赵宗室，以及蒲姓子孙在闽的横暴，故明太祖即位后，即禁止福建蒲姓后裔，不得读书入仕，如《全南杂志》中记：

我太祖皇帝禁泉州蒲寿庚孙胜夫子（孙）不得齿于仕，盖治其先世导元倾宋之罪，故终夷人也。

《日知录》中亦有：

明太祖有天下，诏宋末蒲寿庚、黄万石子孙，不得入仕。

《闽书》中亦有：

皇朝太祖禁蒲姓者，不得读书入仕。

明太祖的禁止蒲姓子孙读书入仕，固然是为着蒲姓的先人有倾宋之罪，但在元末明初时，泉州的回教徒，曾据有泉、兴两府叛乱，前后共十年——起于至正十七年（西纪1357年）春，终于至正二十六年（西纪1366年）五月——兴泉两府的人民，迭遭屠杀，几无噍类。到了洪武元年（西纪1368年）明兵南下，才把泉、兴两府作乱的回民平服。这也是禁止蒲姓子孙读书入仕的一个原因。

阿拉伯的回教人，在西纪七世纪至十世纪是最隆盛的时代，到了十世纪以后，就渐渐的衰落了。但因为过去数百年的基础，仍旧职掌海上贸易的霸权。直至十六世纪，欧洲民族国家兴起，商业向外发展，日益千里，回教徒在海上的霸权，才完全被欧洲人夺去。

回教徒与中国海上贸易的关系，在明初尚有相当的发展，但不久之间，即为葡萄牙人所替代了。《明史·西域传》中，谓其贡使多从陆道入嘉峪关，可见其在海上的势力，多已丧失了。明代阿拉伯贡使之来中国，也是陆多。所以贡使到中国来，固然也有的是为着政治上的关系，但最大的目的，还是由经济上的关系。如《明史·天方传》中记，所谓“赐赍有加”、“赐币及敕奖其王”、“估其贡物，酬其值”、“按籍给赐，籍所不载，许自行贸易”、“番使多贾人，来辄挟重资，与中国市”等语，皆可证明所谓外番来中国朝贡，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贸易而已。此不但明代如此，以前各代，亦皆如此。外国朝贡，大多是经济上的关系，政治上的关系还在其次。

回教商人来中国贸易，在宋代即常受中国官吏的剥削与敲诈，在明代也常有这种事件发生。明应宗成化二十三年（西纪1486年）阿拉伯回教徒阿立，因其兄纳的在中国四十余年未归，欲来中国云南访寻，乃携带了巨万的宝物，至满剌加，附海舶入京进贡。到了广东，他的宝物即被市舶官韦眷所侵尅，阿立乃到京城去上诉，礼部时估其物，酬其值，允许他至云南访兄。后来韦眷惧罪，乃诬阿立为间谍，说他是假贡行奸，令广东守臣将阿立驱逐出境。阿立受此冤枉，无法伸诉，乃号泣而去。

回教徒对于这班贪官污吏的劫夺，也常常不甘忍受，有时也采取一种报复的办法，如《明史·西域传》中谓：

番使多贾人，来辄挟重资与中国市。边吏嗜贿，侵刻多端。类取偿于公家，或不当其值，则咆哮不止。是岁，贡使皆黠悍，既习知中国情，且憾边吏之侵尅也，屡诉之，礼官却不问。镇守甘肃中官陈浩者，当番使入贡时，令家奴王洪多索名马、玉石诸物，使臣憾之。一日遇洪于衢，即执诣官，以证实其事。礼官言事关国体，须有处分，以服远人之心，乃命三法司锦衣卫，及给事中，各遣官一员，赴甘肃按治，洪获罪。

明代对于贡使（即变相的外商）防范颇严，恐怕他们来中国窥伺虚实，为中国边患。故常“严饬边吏，毋避祸目前，贻患后日，食纳款之虚名，忘御边之实策”。中国的闭关政策，自此时已开其端倪了。

当元灭明初之际，元宪驸马帖木儿（帖木儿是娶察合台汗女为妻。元代宗王女婿亦称驸马，故明史称为驸马。）统一中亚细亚，建都于撒马尔罕，称成吉思可汗，以元太祖铁木真自比。帖木儿也是笃信回教的，布哇（L.BouVat）在其所著《帖木尔帝国》中说：

统治全亚细亚，就是帖木儿的梦想。他最急的，是脱离中国的属藩，并使中国归向回教。

所以帖木儿闻听元室被明人光复后，就想兴兵为元复仇。但中国在明太祖的时候，国内统一，天下大治，帖木儿亦未敢妄动，所以表面上仍是时常遣使来中国朝贡，并与中国边关互市。

在洪武二十八年（西纪1395年），太祖亦命兵科给事中傅安及其属官郭骥、御史姚臣、中官刘维等，赍玺书币帛报聘。后成祖践祚，中国国内发生战争，帖木儿乃将傅安等拘留，并派人领导傅安周游国内，以誇耀其国土广大。

永乐二年（西纪1405年），帖木儿乃出兵东征中国。严寒就道，白首亲征，雪深丈余，兵马冻死了颇多。永乐三年（西纪1406年），将假道别失八里，向中国边境进发。忽然身得寒疾，因年已老迈（时，帖木儿年已七十余），不久也就死了。因之，帖木儿征服中国的志愿亦未达成。有人说，假使帖木儿不死，征服了中国，恢复元室，恐怕中国人民，也将完全变为回教徒哩。

帖木儿死后，帖木儿帝国亦分裂。至其孙哈里嗣，乃派人将傅安等送回中国，复来中国朝贡。自此以后，中国亦常派使节报聘，直至万历年间（西纪1573～1619年），仍然朝贡不绝。

至于南洋各岛国，因阿拉伯人及波斯的人往来贸易，有许多国家已改奉回教了。这些回教国家，在明初，与中国的关系亦颇复杂。三保太监七次下西洋，即是至南洋各国发展中国的政治势力与经济势力于海外的。郑和所历各国，其人民大多信奉回教，均来中国称臣朝贡，其关系之密切，亦可想而知了。

五、回教徒在清代

清朝统一中国之后，对种族上的待遇，极不平等。清朝对蒙、藏二族，甚是优待，而极力压迫回、汉人民。汉人是居于彼征服的地位，满人恐怕汉人起来光复，当然要加以压迫；但为什么满人却偏偏优待蒙人、藏人，而对回人也加以压迫呢？大概蒙、藏二族，与汉族的关系很少，同化的程度以很微弱，易于受其利用，故汉族被满人打败后，蒙人、藏人对汉族也并没有什么同情心。至于回人则与汉人的关系很深，在中国境内，到处都有回教徒的足迹，受汉人的同化亦深，故对汉人的失败，回人是表同情的。因为如此，才被满人所忌妒，而加以压迫。

如顺治五年（西纪1648年），甘肃回教徒米剌印、丁国栋等，奉明朝的后裔延长王朱识镕起事，反抗清兵，据甘、凉二州，进据西安，清朝乃命固山贝子屯齐为平西大将军，同固山额真宗室韩岱率兵讨之。

到了顺治六年（西纪1649年）春，米剌印、丁国栋等方被清军克服。清朝当初也曾想利用回人，如元代之利用色目人一样，来统治汉人，但因为中国的回教人是太多了，又不敢利用。同时又怕回人与汉人联合，所以对回人也加以压迫。回人因不堪满人的压迫，时常起来反抗，故有清一代，自乾隆以至光绪（西纪1783～1908年），前后不过百数十年，而回教徒反抗满清压迫的战争，大小共有十余次之多。此起彼伏，蔓延于新疆、青海、宁夏、甘肃、陕西、云南等省，兹略述如下：

清初分西域（葱岭以东的新疆全部）为两大部：一曰准部，一曰回部。准部即准噶尔，为额鲁特蒙古四部之一，在天山以北一带；回部即土耳其斯坦族，在天山以南一带。回部分黑山派与白山派，白山派普通又叫白帽回回，是穆罕默德族的后裔；黑山派普通又叫黑帽回回，非穆罕默德族的回教徒。两派互相倾轧，白山派首领阿巴克（或作阿蒲），为黑山派首领伊士摩儿（或作伊司买、伊司马哀）所逐，阿巴克乃由克什米尔到西藏去，求救于达赖喇嘛五世。因此，于康熙十七年（西纪1678年），回部乃为准部所并。准部后来侵犯蒙古，康熙曾三次亲征，方将准部平服。

回部为准部并后，白山派首领玛罕木特，又苦于准部的压迫，想据叶尔羌（沙车）自立，碑准酋知道了，把他捕了囚在伊犁，并将他两个儿子：长名布罗尼特，次名霍集占，一同囚在伊犁。布罗尼特与霍集占，就是史家所称的大小和卓木（Khoja意即教长）。

当清兵初入伊犁时，准噶尔想利用他们为后援，就将大和卓木布罗尼特放出，并且借兵给他，教他收复天山南路；小和卓木霍集占则仍被留于伊犁，以统帅天山北部的回教徒。大和卓木不久即将天山南路平定，乾隆二十一年（西纪1756年），清兵再定伊犁，霍集占乃逃出伊犁，与其兄布罗尼特共商独立之事。

清兵平定准部后，曾遣使去招抚回部，但回部鉴于以前为人奴隶，所受种种压迫，知臣属于人，终非长久之计，乃决意独立；于是一面召集族众，举行独立仪式，一面传檄各城，准备和清兵对抗。天山南路的回教徒数十万，皆争起响应；惟库车的回教领袖鄂对，惧怕清兵强盛，乃到伊犁去投降清军。霍集占闻之，即杀了鄂对的亲族，增兵把守库车。

当此时，清将兆惠这副都统阿敏图为回部招抚使，被回人诱获，由是决裂。兆惠乃移兵南征，因为兵少，被回人围困于叶尔羌。富德往救，也被围于呼拉玛。后来清朝援兵大至，围方得解。同时回部内部意见不一，又因赋税繁重，以致渐渐解体；而清兵乃于乾隆二十五年（西纪1760年）六月分兵进攻喀什噶尔及叶尔羌。大小和卓木闻清兵大至，乃弃叶尔羌，同亲族逃到巴达克，被巴达克的回酋所杀。并把他们的首级献给清朝，于是天山南路回部，才被清军平定。

清军平定回部后，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，各大回城亦设办事大臣，以治军事。各大臣皆是满人，又于各城设立若干“阿奇木伯克”（新疆回教徒的大小官职，皆曰“伯克”，最高者为“阿奇木伯克”，统理城镇大小事务），铸“乾隆通宝”钱币一种，与回地旧有的普尔钱并行，并豁免租税，限制汉人与回人来往，婚姻关系亦严厉的禁止。国民非有世职，或官至四品以上者，不准留辫发。

回部因地处边远，又当新附之后，办事大臣，往往藉战胜余威，压迫回民，而伯克等亦与他们狼狈为奸，以故不久，又有乌什之变。乌什伯克霍吉斯，在大小和卓木叛时，即态度不明。清朝恐他反复无常，乃召他入京，而以哈密伯克阿布都拉代之。

阿布都拉部到乌什后，暴戾无亲，鱼肉土著，办事大轮苏成，耽于酒色，不问政务，致乌什回民所受痛苦，无处可诉。适葱岭以西布哈尔、阿富汗诸国，嫉清朝威震西域，恐举兵西征，又恨巴达克山同类相残，乃组织同盟军攻打巴达克山，将巴达克山王杀了。乌什回人闻之，乃遣使乞援。

至乾隆二十九年（西纪1764年）二月，举兵反抗清朝，将苏成阿布都拉及以下官吏守兵，一齐杀尽。阿克苏及库车大臣，先后前往救援，皆被乌什人打败，于是伊犁将军明瑞及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，合兵会剿，而乌什所期望之阿富汗等国同盟军亦未来救援，故不久即为清军所灭。清兵入城后，大事屠杀，丁壮者屠尽，老弱者徙于伊犁，并将参赞大臣移到乌什。

乌什变后二年，又有昌吉之变，未几亦被平复。

在甘肃的回教徒分新、旧两派，旧派奉经习默诵，有循化厅的回教徒名叫马明心，从海外归来，见西域回经皆朗诵，遂创立新教，反对旧派的默诵，于是两派相互仇杀。至乾隆四十六年（西纪1781年）三月，马明心的徒弟苏四十三，联合新派教徒数千人，杀死旧派教徒百余人，并将兰州知府杨士机及河州协副将新桂也杀了。兰州总督勒尔锦乃调各镇兵马会剿，将新派首领马明心捕获。新派回教徒二千余人，乃攻陷河州，围困兰州，要求释放马明心。布政使王廷赞使马登城谕众，后来又把他杀了，于是更引起新派回民的愤怒，清廷乃派大学士阿桂出兵，与旧派回民合力征剿，历战三月余，方将新派教徒剿灭。

新教徒被剿后，清朝官吏，以查办新派余党为名，恣意骚扰，又激起回民之反抗。伏羌县阿浑、田五等，乃聚集新派教徒，于乾隆四十六年（西纪1781年）冬，以通渭县的石峰堡为大本营。次年，聚谋于礼拜寺中，造旗帐兵械，声为马明心复仇。四十八年（西纪1783年）四月起事，甘肃提督刚塔等讨之，田五受创死。回教徒马四圭、张文庆等，至各处散布流言，说清兵要剿绝回民，回民受此煽惑，纷起与清兵反抗；清朝乃调各处军队前往征剿。经数月之久，方克复石峰堡，回民被杀者很多。自此以后，乃永远禁止回民，不得另立新教。

新疆的回教徒，自清初平定之后，清朝对于回部，亦加意抚䘏，减轻赋税，慎选贤能之人，为办事大臣及领队大臣。但日久弊生，而用起侍卫和在外驻防的满员来。这班官吏，皆视此为利薮，黩货无厌，淫乱无度，威福自擅，日用服食，莫不取于阿奇木伯克。伯克亦以供给官府为名，多方搜括，从中分肥，日增月盛，乃又引起回教徒的怨恨，因之又有张格尔的反抗战。

张格尔是大和卓木布罗尼特的后裔，布罗尼特伏诛后，其子萨木克自巴达克山逃匿敖罕。萨木克有三子，张格尔即萨木克的次子。大小和卓木之乱虽平，但回教徒对和卓木的信仰仍坚，所以清朝恐怕和卓木的子孙匿处边外，终是后患，乃岁赂敖罕王银一万两，教他约束和卓木的后裔。因为如此，所以萨木克在敖罕，竟欲动不能；但张格尔颇有胆力，复以诵经祈祷，颇得各部回教徒的信仰，天山南路的回教徒闻之，渐起动摇。

到嘉庆二十五年（西纪1820年）参赞大臣斌静，荒淫更甚，回民投归张格尔者颇众。敖罕王死，而布鲁特的回民，亦怨恨清朝官吏无道，张格尔乃率领故国亡命者，投到布鲁特去，与布鲁特回民联合进袭喀什葛尔，但是未得胜利。退据那林河源，募集义军，并暗结内地的回教徒以作耳目，时掠边塞。清兵到则远遁，清兵退则又还攻，或诡词乞降，变诈百出。

道光五年（西纪1825年）九月，领队大臣巴彦巴图率兵往捕，出塞百里，未遇一敌，乃纵杀布鲁特游牧妇女百余而还。布鲁特回酋大怒，率领部众二千余追袭清兵，击杀殆尽。西回城（喀什噶尔、英吉沙尔、叶尔羌、和阗）回民闻之，一时尽变。

张格尔又遣使到敖罕去乞援，约事成之后，共分四城战利品，并割喀什噶尔以作报酬。张格尔乃于道光六年（西纪1826年）率部众五百余人，由开齐山路至回城拜祭其先人和卓木的坟墓，即在此处住下。

七月，敖罕王率兵万人来援，而张格尔知喀什噶尔守兵很少，旦夕可下，欲悔前约。哪知敖罕王知道了，敖罕就把兵带回本国，张格尔复遣人追留其众，仅得两三千人来投归他，用为亲兵。八月间喀什葛尔及英吉沙尔、叶尔羌、和阗皆被他攻下，他乃以和卓木的威权，调和白山派与黑山派的人民，使为己用。于是南疆的回教徒，皆服从他的命令，他的声势便更大了。但他于此时却株守于喀什噶尔，专事改革内政，并未乘机东进，以故清朝各处军队于道光七年（西纪1827年）得会集于阿克苏，向喀什噶尔进攻。张格尔亦率领各部军队迎敌，结果他的军队大败，四城皆为清兵收复。于是张格尔逃往边外山中，纠合残众，再图恢复。

张格尔本为白山派，清将乃利用黑山派的人，教他们出塞去散布谣言，说清兵已去，喀什噶尔仅一空城，回民皆盼望他回来，以诱他入塞。张格尔竟信以为真，于十二月间率五百余人进袭喀什噶尔，被清兵打败。他仅率三十余骑逃去，却被布鲁特人诱获，献给清朝。

据法国教士幼谷君之说“张格尔解送至北京时，囚以铁槛，以供众览，清帝亦欲见之。大臣等恐张格尔于帝前，陈吏治之恶弊，进以毒药，使失其口舌之能，故于帝前，口角吹沫，情形甚苦，所问之事，一不能答，遂判决寸磔之，以饲犬焉。”（见《清朝全史》下册。）

张格尔被擒后，清将长龄复檄谕敖罕、布哈尔等国，教他们将张格尔的家属献出。敖罕王遣使来说，俘掳可还，惟在回教经典中，没有献和卓木子孙的例子，因之，清朝将居于喀什噶尔的敖罕人，一齐捕获，没收其一切财产，断绝其与中国通商。

时敖罕王摩诃末阿利，亦英俊而得民心，乃要以武力恢复通商。闻张格尔兄摩诃末玉素普在布哈尔，乃把他迎来，并借兵给他，教他去收复喀什噶尔。玉素普乃于道光十年（西纪1830年）九月，率敖罕军队，及流寓敖罕、喀什噶尔人，共数万人，进攻喀什噶尔。镇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扎隆阿出兵迎战，被敖罕军队打败。城中白山派听说玉素普兵到，皆出来欢迎；黑山派则与清兵退守汉城。玉素普又夺得英吉沙尔，叶尔羌诸城。

道光十一年（西纪1831年）清兵援军至，会敖罕与布哈尔发生嫌隙，乃召还敖罕军队，玉素普知大事难成，亦引军西遁，白山派随之而去者约六七万人。敖罕恐清兵大举四征，想请俄国帮助，亦未成功，乃决意与清朝议和，请清朝准其通商贸易。

当时清朝提出媾和条件有二：

一、缚献贼首；

二、放还所据汉、回兵民。

后清朝亦以前次驱逐夷民与断绝贸易为失策，乃议和约让步，结果于十月间成立和约三条如下：

一、敖罕将所据中国兵民放还，并为中国监视和卓木族（惟俘献贼目事，应请免议）；

二、中国仍许敖罕通商，并许其免税；

三、中国将前所抄没敖罕商民资产给还。

敖罕与清朝和约成立后，即与布哈尔发生战事。到了道光二十二年（西纪1842年）敖罕王摩诃末阿利战败而死。数年之后，王族库达雅尔嗣位，不得民心，国内悍徒，又想嗾使张格尔子弟起兵，报复前仇；于是和卓木族加他汉等七人，募集移住于敖罕的喀什噶尔人，并联合布鲁特族，于道光二十七年（西纪1847年）春，进袭喀什噶尔。而敖罕驻于喀什噶尔的事务官，亦煽惑回民使为内应，喀什噶尔乃被七和卓木所得。但各处回民，自经数次变乱以来，深以往事为戒，多数人皆不愿响应七和卓木的军队。至十一月间，清兵自伊犁来援，加他汉等七和卓木亦不战而退，喀什噶尔的回教徒畏罪与和卓木同奔敖罕者，男女老幼共约二万余人。

七和卓木乱后数年，敖罕渐渐轻视清朝，不但不为清朝监视和卓木，且常常想帮助和卓木恢复喀什噶尔。至咸丰七年（西纪1857年），窪利罕和卓木又兴兵攻克喀什噶尔，并分军侵袭叶尔羌、和阗、阿克苏等城。窪利罕在军事上虽大有进展，但喀什噶尔的回教徒，对他不满意，他将反对他的人杀了许多，于是喀什噶尔的回民人人危惧，很多人皆逃命他方。后来敖罕军队听说大队清兵回来，皆逃回本国。窪利罕亦莫可如何，也弃了喀什噶尔逃到敖罕，商民随之而去者，又是一万多人。清兵乃将和卓木同谋的人，一齐杀尽，固守边塞，严防和卓木再来入寇，并责敖罕固守前约，以约束和卓木。

回教徒对宗教的信仰甚坚，对教律的奉守甚严，因和非回教人的生活习惯大不相同，致常常发生许多纠纷与冲突。纠纷发生之后，官吏方面，大多袒护非回教人，压抑回教徒，致引起回教徒的怨忿，而酿成大变，在西北方面是如此，在西南方面亦复如此。

云南的回教徒，常常与非回教人发生冲突，道光时（西纪1821～1850年）林则徐为总督，以只分良莠，不分回汉的办法，去处理回汉间的争执，云南的回教徒亦皆悦服。至咸丰元年（西纪1851年）回汉又起争执，官吏处置不公，回民大愤，上诉北京朝廷，而汉人觊觎永昌回民的腴田，与奸胥勾结，朦禀地方官吏，将所有的回人一律驱逐。回人因丧失了土地财产，常常与贵州的苗人联络，沿边滋扰，以图报复。

到了咸丰五年（西纪1855年）回人又与汉人大起冲突于临安府的铜矿，远近的回人都闻风响应，于是马金保、蓝平贵起于姚州，杜文秀起于蒙化，皆与清兵反抗，攻城侵地，大事杀戮，至同治年间方才平悉。

杜文秀是永昌回教徒的巨族，前曾反抗清朝，被清兵击败，逃匿到蒙化的围埂去。自临安事件发生后，他乃联合回民万余人，乘提督文祥攻姚州时，乃攻陷大理。咸丰六年（西纪1856年）马世德据临安，马和马贵据征江府，连下呈贡，普宁、宜良、江川等县。

适洪杨起事，杜文秀亦与洪杨有联络，故其声势颇大。至咸丰七年（西纪1857年）云南省城也被回人围攻。适当此时，不幸回人内部起了内讧，杜文秀与马先分离，马先乃投降于云贵总督张亮基。张即任其为总兵，使他率兵建功，故云南省城终没有被文秀攻下。

马先虽降清，杜文秀的势力仍大，他的族人蔡七二又攻陷顺宁、永昌、腾越等县，与缅甸接邻一带，皆归杜文秀所有。至同治二年（西纪1863年）总督潘铎被杀，省城几被回人攻陷，幸代理布政使钱毓英与马如龙（即马先）合力抵御，于是年九月，遂平定寻甸、曲靖等处。但杜文秀仍据有大理，云南省的大部分仍在他的势力之下。

到了同治七年（西纪1868年），回民又攻陷富民、安宁、昆阳、吴兴等县，杜文秀的部众，已聚三十六万人，其势力几达云南全省。他的部众又三面包围省城，至同治八年（西纪1869年），省城之围方解。清军方克复武定、大姚、征江、寻甸等县。九年（西纪1870年），攻克姚州，马金保、蓝平贵被擒；十年（西纪1871年），清兵已克复三十余城，而杜文秀仍据有大理、永昌、顺宁三府，蒙化、腾越二厅，云、赵、永、平四州县。

十一年（西纪1872年），永昌、永平、云南、赵州、蒙化等城，先后被清兵攻克。是年即进攻大理，杜文秀率部众抵御，被清兵打败，他乃和妻妾服毒自尽。清兵入大理，将他的子女及同党一齐杀尽。到同治十二年（西纪1873年），清朝方将云南回人的反抗势力，完全肃清。

当云南回民起事之后，陕、甘二省东干系的回民皆闻风响应，太平军陈得才入河南转向陕西时，河南巡抚严树森招集陕西渭、荔、泾阳等处回民六百余人，编为义勇军，不久即解散。后太平军进迫西安，团练大臣张芾等召集渭南回民首领马世贤、马四元，率回兵四百与团练共同抵御太平军。后团练败退，回兵亦逃回，而回兵所经过之处，皆被剽掠，因之回汉之间遂起猜疑。

时回民首领中有赫明堂及任五二人，在咸丰五、六年间曾举兵于云南，事败乃逃到渭南，见此情势，以为有机可乘，就暗制旗帜，联合溃军回兵，在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占据了渭南一带，团练训导赵权及绅民五百余人皆被杀。

张芾奉清朝命令到临潼去劝谕，也被任五所杀。回兵乃围攻同州，犯西安，清朝知招抚已无效，乃派钦差大臣胜保及多隆阿等率兵入陕征讨。到了同治二年（西纪1863年）方告平定，但回民余党多逃到甘肃，与甘肃的回民联合，而与清兵抗战。

甘肃方面回汉之间，也时常发生仇杀事件。同治元年七月，凤翔的回民杀汉人，围郡城。次年正月，甘肃回民起于平凉，进陷固原，陕甘总督熙宁讨之未胜，多隆阿至西安后，率兵西征，回民败走甘肃，适宁夏回民又与汉人发生争执，攻陷宁夏及灵州，首领马化龙（即马明心所创之新教教主）被回民迎入宁夏。时马彦龙，马占鼇起于知州，攻陷狄道。马桂源，马本源起于西宁，逐总兵知府。其后马文禄据肃州，自称兵马大元帅，各地纷纷变乱，甘肃竟无完土了。而云南蓝大顺又入陕，占据盩厔，多隆阿复回兵攻蓝，因之甘肃回民的势力益张，盩厔光复后，多隆阿亦阵亡。后清兵入甘，于同治四五年间，与回民激战，互有胜负，至同治六年（西纪1867年）六月，清朝乃命左宗棠总督陕甘二省，率兵大举西征。

左宗棠于同治七年（西纪1868年）十月到西安，遂定南、北、中三路进讨之策。北路由绥德取道花马池，直捣金积堡，以刘松山当之；南路由泰州趋巩昌，讨河、狄之回教徒，以周开锡当之；中路由左亲率刘典诸军，尽将陕西的回民驱入甘肃。

北路进展甚速，连战皆捷，马化龙数次迎战，皆被刘松山打得大败，遂托于甘肃的回民而乞降。因之，由陕西逃出的回教徒益不自安，皆向西逃。首领白彦虎、禹得彦、李经举、崔三等，想至河州与南路回民联合，被清兵追击，杀死千五百余人，刘松山亦克复灵州。

八年（西纪1869年）十一月，左将大营移住平凉。九年（西纪1870年）正月，进攻马五塞，刘松山中弹阵亡，马五塞亦被攻克。刘松山死后，马化龙的势力又大，崔三欲分清兵之力，突入陕西，后被击退。

九年（西纪1870年）东自吴忠至灵州间堡寨四百五十余，西自洪乐堡至峡口，堡寨一百二十余，皆被清兵平复。马化龙的大本营金积堡也被攻陷，马化龙被杀，宁夏的反抗战乃告结束。

十年（西纪1871年）五月，左宗棠又率诸将征讨河州回民，七月移大本营于静宁，八月又移安定，先下洮东的唐家涯，后又攻克洮西的三甲集。十月，黑山一带延袭数十里的大小回垒皆平复。十二月棠川的回垒皆投降。河州回民首领马占鳌初逃至牟尼沟，再逃至太子寺，终于十一年（西纪1872年）正月请降，河州的反抗战亦告平复。七月，左宗棠进驻兰州，仍命诸将西征。

是年冬，刘锦棠大败回军于西宁及大通，自此以后，回教徒的首领如崔三、禹得彦等，多请归降；独白彦虎率残众由永安入肃州。肃州马文禄（即马四）、马长顺勇而善战，招纳渭南、金积、河州、西宁，各处战败的回民，声势亦颇浩大，守战多时，后亦归降，被清兵所杀，而白彦虎则逃到喀什噶尔去了。

当陕甘回乱发生的时候，新疆的回民又成立了两个王国，一个是清真王国，一个是喀什噶尔王国。清真王国的首领是妥明（又叫妥得邻），他本是陕西回教徒中的一个阿訇，当陕乱起时，赴各处煽动，后至乌鲁木齐，参将索焕章以师事之。因索亦素畜异志，故妥明在回民中的势力颇大。州役马金、马八，皆是东干系的回教徒，假都统的命令，到处搜刮汉人。汉人大愤，乃结团练和他对抗。马金、马八亦纠合回教的人大战于奇台市。

适南路库车的回教徒马隆，聚众推黑山派的和卓木布格聂丁为首领谋叛，清军讨之屡败。于是索乃乘此机会，推妥明为主，自号元帅，于同治三年（西纪1864年）六月，据乌鲁木齐反叛。九月陷满城、奇台、绥来、昌吉、阜康诸县，而哈密、吐鲁番、克尔哈剌斯，亦在东干回民势力之下；布克聂丁亦领兵南进，攻克喀喇沙尔、阿克苏、乌什、叶尔羌。清兵所守者，仅喀喇沙尔、英吉沙南城，而回教徒金相印亦起于喀什噶尔，更引敖罕的安集延兵以自助。敖罕乃以和卓木布士尔克（即张格尔之子）率将雅克布白克东来，至喀什噶尔，布士尔克乃即王位，以雅克布为辅佐，使他专任军务。

雅克布有才略，好功名，乃募集新兵，以资御防。雅克布使布士尔克围攻喀什噶尔的汉城，他自己率兵攻取英吉沙尔、叶尔羌，但被东干回兵打败，仍退至喀什噶尔。东干回军想趁势一举而夺喀什噶尔，去请布格聂丁来帮助，后皆被雅克布攻破，于是军威大振，喀什噶尔的汉城，亦被攻下。又移师东窥叶尔羌，奇卜察克族皆嫉其专权，与和卓木华黎汉谋，想除去之，被他知道，而回军肃清反对党。

待内乱平定之后，又出兵东向，攻克叶尔羌，夺得和阗，回疆四城皆为他所有，于是他力劝其王布士尔克到麦加去朝觐。他在同治六年（西纪1867年）即王位，称毕调勒特汗。布哈尔王闻之，赠以达利克格吉的尊号（意即能征讨不信者的荣誉教父）。

时黑山派的和卓木布格聂丁在库车，阿克苏以东皆受他统治，雅克布即进兵攻阿克苏。布格聂丁被他打得大败，库车、克尔喀喇沙尔等城，皆被他攻下，乃与清真王妥明划界，以喀喇沙尔以东十二三里归还于喀什噶尔。

当妥明在乌鲁木齐起事之后，北路汉人皆组织义勇军与妥明对抗，迪化的徐学功最有勇略，召集义军五千，以防妥明。同治八年（西纪1869年）妥明欲制止雅克布东进，命马泰为将，率乌鲁木齐即吐鲁番兵七八千进兵库车。雅克布率兵来援，大破东干回军，乘胜至克尔喇。雅克布与义军首领徐学功议和，同攻妥明，乃于九年（西纪1870年）闰八月攻乌鲁木齐。妥明逃到绥来，不久即病死，东干系的势力亦消灭。

当此时，俄国乘新疆各派回教徒相互纷扰的时候，乃占领伊犁。雅克布本想进攻伊犁，知俄人势不可侮，乃还喀什噶尔，从事于内政的设施。天山南路及北路的乌鲁木齐，以西至马纳斯，都奉行他的命令。

到了光绪元年（西纪1875年）清朝又命左宗棠出兵西征，次年五月，先行刘锦棠至巴里坤，进夺古城，分兵屯木垒河。时马人得据乌鲁木齐，白彦虎据红庙子，马明据古城。六月刘锦棠部克复乌鲁木齐、昌吉、呼图壁等城，天山北路略定。

时雅克布据托克逊、筑三城以自卫，乃分兵守吐鲁番。达板、乌鲁木齐的败兵皆逃到达板，白彦虎亦逃到托克逊。是年冬，雅克布移住喀喇沙尔，使白彦虎马人得守吐鲁番，海克拉守托克逊，大通哈守达板。

光绪三年（西纪1877年）清军即由乌鲁木齐进攻达板，由哈密进攻吐鲁番，不久皆被清军攻克。清军又进袭托克逊三城，也皆被克复。南八城连年战争，租税日重，人心离散，雅克布知大事已去，乃饮药而死。其次子海古拉，把他的尸身送到库车，但中途被马子艾哥（伯克胡里）劫去，海古拉亦被杀。

马子艾哥遂据喀什噶尔即王位，使白彦虎守库尔勒，后白彦虎亦逃到俄国境内去了。清军乘胜南进，攻克喀什噶尔城，天山路悉平。自此以后，回教徒反抗清朝，再也没有从前那样的声势了，如光绪二十一年（西纪1895年）甘肃回教的反清，二十二年（西纪1896年）新疆回教徒的反清，皆不久消灭。

清初，平定回部以后，葱岭以西各回教国家，亦皆与中国发生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关系，如敖罕八城（亦作浩罕、霍罕，所属有敖罕、纳细木、玛尔葛郎、安集延四大城；窝什、霍克占、科拉普、塔什干四小城，故称敖罕八城），因中国断绝其贸易，尤其是禁止茶与大黄出口，使敖罕大起恐慌，安集延人来中国经商贸易者则更多。

至于政治上关系，亦颇复杂，尤其是敦罕，曾数次帮助和卓木反抗清朝，敏罕的军队，也常常随和卓木转战于新疆各地；布哈尔，布鲁特等国，也曾经帮助过和卓木入新起事。巴达克山（清代的书中都称为城郭回回）、克什米尔、乾竺特（即坎巨提，亦称喀楚特）、博罗尔、阿富汗（亦称爱乌罕）、哈萨克（共分三部，左都额尔图玉斯，俄人称为大吉尔吉思；中部齐齐玉斯，俄人称为中吉尔吉思；西部乌拉玉斯，俄人称为小吉尔吉思）等部，都每年一次或数年一次来中国朝贡。哈萨克的部长，清初曾授以王公台吉的称号。布鲁特的头目，亦授以二品至七品的官衔，其与中国的关系，亦可想而知了。